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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疾病:抑郁的本质是什么?

责任编辑:tspsy-张茵发布于2019-03-29 14:31 浏览次

　　心理导读：爱尔兰人在守灵时喧闹地讲述往事，或者犹太人遮盖镜子并进行七日服丧仪式的习俗。无论遵循什么传统，心情低落和忧郁都是失去亲友时会经历的过程。要将忧郁症研究清楚，我们需要详细分析失去亲友导致的心情变化。为了厘清整个过程的起因，我们就从研究动物着手，丧亲之痛最原始也最基本的形式着手--研究动物。 ---www.tspsy.com

心理疾病:抑郁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是唯一的物种，会依靠文化来引导自己找出哪些感觉值得向往，又该如何处理令人令人不快的感觉。在人类尝试「纠正」低落心情时，一直都不只是靠自己。从来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一样，有这么多关于心情低落时该怎么做的建议可以参考――精神上的、药物的、心理学的、源自民间的都有。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看到一股趋势掀起，探讨快乐与教人如何变得更快乐的心理学和科普书籍不断成长。理想上，这些资源应该作为抵抗忧郁症的堡垒。但事与愿违，真实情况可能是相反的。我们以优势文化建立心情方面的规範，虽然立意想必是良好的，却令忧郁症的流行更加恶化。

　　在西方，有一股促使人感受快乐的强大驱动力。这个传统在美国尤其根深柢固。确切地说，我们很难想到任何比追求快乐还要能代表美国的事物。快乐和生命、自由一起被写入《独立宣言》，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想要快乐这件事，就跟苹果派一样美国。但是我们到底应该要多快乐？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快乐吗？

　　情况似乎是这样。在数千份访谈资料中，研究人员要求不同国家的人评估各种心理状态的吸引力与适当性，分析结果发现，澳洲人和美国人比台湾人和中国人更喜欢愉悦、受欢迎这些正面状态。

　　史丹佛大学的珍妮·蔡（Jeanne Tsai）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同样也指出，欧洲裔美国人最重视某些特定形式的快乐，会把热情或兴奋这样的状态理想化，她称为「高激发正向状态」（high arousal positive state）。相反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试验则指出，东方人重视其他形式的快乐，最理想化的状态就是安详和平静，她称为「低激发正向状态」（low arousal positive state）。

　　文化会灌输我们什么是理想标准的感受，据此，文化差异在人生早期就出现了。

　　文化会灌输我们什么是理想标准的感受，据此，文化差异在人生早期就出现了。研究人员发现，让年幼的儿童评断各种笑容照片时，美国儿童偏爱兴奋笑容多过平静的笑容，台湾儿童则没有这种偏好。美国人偏好高激发正向状态，这或许有许多成因，但部分都出自一个重视活泼快乐的媒体环境。一项图像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女性杂誌的笑容照片多是兴奋的笑容，但是当中平静的笑容照片，则比中国女性杂誌里的还少。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想要活力、自由，还要快乐。尽可能追求最大的快乐有什么不对？你愈重视你的快乐，就会愈快乐，对吧？

　　错，令人信服的近期研究这样说。

　　因为一定要快乐，反而不快乐

　　心理学家艾莉丝．莫斯主持了两项相关研究，从中找到证据支持另一种假说：

　　比较重视快乐的人，得到预期快乐的可能性比较低。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份问卷，用途是评量受试者在多大程度上把体验快乐作为基础目标。莫斯和同事发现，有些人对快乐特别重视，还下了注解：「如果没有觉得快乐，也许是我有什么问题」和「为了让生命有意义，大多数时候我都得觉得快乐」。令人意外的是，比起自认不重视快乐的女性，宣称自己比较重视快乐的女性其实比较不快乐。

　　具体说来，高度重视快乐的女性表示，她们对自己生命的整体过程比较不满意，而且较容易受到忧郁症症状侵扰。更奇怪的是，太重视快乐反而会困扰生活压力小的女性――她们才应该是最能轻鬆得到快乐的人。

　　我们想到丧失亲友时，脑中最先浮现的通常是死亡一事在文化中的外在表饰：

　　棺材、墓园、反复听见的哀悼之词「我很遗憾」、黑色、殡仪馆。

　　1、要厘清忧郁的历程，就从动物的丧亲之痛开始着手

　　爱尔兰人在守灵时喧闹地讲述往事，或者犹太人遮盖镜子并进行七日服丧仪式的习俗。无论遵循什么传统，心情低落和忧郁都是失去亲友时会经历的过程。要将忧郁症研究清楚，我们需要详细分析失去亲友导致的心情变化。为了厘清整个过程的起因，我们就从研究动物着手，丧亲之痛最原始也最基本的形式着手——研究动物。

　　以一只失去孩子的黑猩猩妈妈为例，科学团队在几内亚拍摄到它守护尸体的影片。它照看尸体，拿着一根长满叶子的树枝赶走周围飞来飞去的苍蝇。这段影片很短，但拍摄影片的科学家证实黑猩猩妈妈在尸体旁边待了数天。一段重要的关系终结，一般来说是很重大的事件。

　　也曾有人目睹圈养的大猩猩妈妈在孩子死去后，做出类似的事。德国明斯特动物园有一只十一岁的大猩猩嘉娜，它曾被人看见走到哪都带着自己死去的宝宝克劳帝欧；有时候是抱着，有时候是背着。它会对着尸体又戳又抚摸，宛如希望孩子活过来。结果并没有如愿。

　　大猩猩会不会悲痛？所有迹象都指出答案是肯定的。一只大猩猩不吃、不睡、不四处探索，看似把心思放在刚刚失去的东西上；这些征兆无疑和人类悲伤时表现出来的迹象很类似。如果我们从这只大猩猩妈妈身上采集生物样本，我们一定会看到类固醇荷尔蒙增加的现象，而同样的现象在悲痛的人类身上很明显。在所有哺乳类物种当中，与至亲分离和失去至亲都会造成压力指标显着上升。行为及荷尔蒙的迹象综合起来便可看出，大猩猩在孩子死去后，的确会感受到低落的心情。

　　2、当社交性动物的感情联系断绝时，会立即感到痛苦

　　然而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为什么「悲痛与哀伤」会如同法国作家拉马丁所言，「比快乐更能将两颗心紧紧系在一起」？哺乳类物种大多是社交性动物，会与母亲、同伴、伴侣形成强烈且持久的感情联系。最重要的联系若断绝，或者有断绝的危险，会立刻激发痛苦。如果联系无法复原――例如在有人死去的情况下――心情便会开始低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曾经说过：「悲痛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

　　情感系统会监控重要的关系，因为在社交性物种当中，「关系」是不可或缺的。跟我们同族的其他成员，也就是同种的个体，会为生存和繁衍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寻找及提供食物、针对危险做警戒与防护，以及抚养年幼成员。有成员死去时，生存繁衍就会受到「适应性降低」的影响；适应性降低是一种简略的说法，意思是可供生存繁衍的资源变少了。团体中若有一个成员死去，活着的成员就必须团结合作，重建这些资源。

　　如果有一份演化分析报告，我们大概可从中推测，失去孩子对母亲而言，特别令人悲伤。因为这对适应性是严重的打击，而且直接降低了母亲将自己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从数个人类文化收集而来的资料证实，最强烈的悲痛是由孩子死亡所引起的。此外，孩子如果是在接近生育年龄时死去，引发的反应又最为剧烈。这是另一个线索，足以显示悲痛与适应性有关。

　　失去一个父母或供养者也会降低适应性，在世的亲属可能无法取得食物或避开掠食者。除非这个群体能得到帮助，否则其生存就会面临危险。心情低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代表生存可能陷入危险。就连陌生的对象死去，都可以触发低落的心情。在远古时期，一个物种当中若有一个个体死亡，通常代表环境不利于生存繁衍：附近可能有疾病或敌人。这种时候，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至少暂时保持低调。

　　3、失去挚爱引发的强烈悲痛，是引起忧郁症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当中，死亡是激发低落心情的一种强大因素。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文化都发展出了以死亡为中心的复杂仪式以抒发、控制并掌握低落的心情。由于我们有能力用言语表达思想及情感，挚爱对象（也包括爱人以外的人）的死在我们身上，可能比在其他物种的身上更能激发情感。人类可以刻意藉由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来记住一个最近死去的人。语言给了我们工具，让我们可以思考永久失去某人的重要性及含意。确切地说，我们对死者的思念和对生活少了他们之后的担忧，经常会在言谈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几乎每一个痛失挚爱的人都会经历心情低落期，时间长短各有不同――从数小时、数天、数周到数月都有可能，有时候甚至会持续数年。因为失去至亲好友而悲痛的人大多不会罹患严重影响健康的忧郁症，但是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会陷入一段临床上很显着的发作期。没有人能避免面对死亡，所以死亡一直都会是引起许多人忧郁的因素。即便统计数据不完善，我们也可以推估大约四分之一的忧郁症病例与伤恸有关。

　　有了这些数字，加上几乎人人都会遭遇伤恸，我们不难提出有力的论据来支持相关研究，观察人类对死亡的反应，以了解低落心情及忧郁症。事实上，如果造成低落心情及忧郁症的样本情境是无法挽回的失落，而且还是挚爱之人死亡，那么逻辑上来说，伤恸应该会是忧郁症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这个议题并未受到注目。

　　举例来说，二〇一〇年共有四百零四篇论文发表于探讨范围遍及所有情感疾患的重要精神病学期刊《情感疾患期刊》（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但讨论到伤恸的只有三篇。同样地，近年出版的《国际忧郁症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Depression）厚达五百七十四页，关于伤恸的内容却只占了三页。这些数量代表了伤恸这个议题在忧郁症研究中的地位。「伤恸」与「忧郁症研究」极少同时被提起。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就研究领域来看，伤恸与忧郁症一直到不久前都还分属于两个完全分开的学界。研究忧郁症的人和研究伤恸的人大体而言处于不同领域，在不同期刊发表论文，出席不同的研讨会，而且在根本上驱策他们的研究问题和考虑也不同。

　　4、如何区分忧郁症及伤恸？了解伤恸在忧郁症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忧郁症与伤恸之间存有隔阂，显着证据就是，在面对与死亡有关的低落心情时，研究人员一直没有找到它在现代诊断系统中的定位。举例来说，有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本心理疾患诊断的官方圣经中，亲友死亡两个月内出现的忧郁情况经常不被称为「忧郁症」。

　　亲友死亡引起的忧郁症反而被归到另一个范畴，称为「单纯伤恸」（simple bereavement），但研究人员并未指出它与心理疾患或症状的关联。其实，在一个人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幸中，伤恸是历史上唯一有可能推翻忧郁症诊断的人生事件。怎么会这样？要了解原因，我们必须回溯这本诊断手册的第一个前提：

　　心理疾患反映出来的是疾病，它们并不属于正常的心理变化。

　　照疾病模型的原则来看，忧郁症的症状必定会反映出官能异常。问题是，DSM体系的创建者认为，人在伤恸的情况下，经历短暂的忧郁期，可能是很典型、甚至具有适应性的现象。与伤恸有关的忧郁症使得这种疾病模型陷入了窘境，因为伤恸会产生和一般认定的忧郁症相同的症状，但不会反映出任何官能异常现象。因此，将与伤恸有关的忧郁症（被认为具有适应性）排除在忧郁症（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之外，对于保持「DSM中记载的所有情感疾患都是官能障碍」的前提来说很重要。

　　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症状被认为是某种官能障碍，也就是从忧郁症模型来看，是「电化学干扰」所造成的后果，这种观点影响深远，我们以此明显划分出有意义、甚至健康的忧郁症和与其相反的忧郁症。将伤恸引起的忧郁症与其他忧郁症分隔开来，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诊断实务；此举会影响到数百万人如何被其他人看待、治疗，以及评断。我们以为这样的切割有其根据，也就是有大量证据证明，伤恸性与非伤恸性忧郁症在一些重要层面上确实有所不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最近，才有科学家根据实际资料，相互比较忧郁原因是伤恸与非伤恸的人，重新检讨是否要让伤恸排除在心理疾患之外。如果透过这样的试验，我们能发现，由不同触发事件引起的忧郁症都很相像，就能支持这个观点：我们的情感系统运作设定为，对于任何重大失落，都以大致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无论失去的是至亲的人，是工作，还是名誉。

　　我们得到的结论确实支持以下见解：无论形成原因是丧偶还是失去毕生积蓄，忧郁症就是忧郁症，无可否认。

　　有了这些新的研究发现，心理疾患委员会总算在二〇一三年发行的最新版 DSM-5 中，取消了伤恸排除条款。我们不再受此条款影响之后，便能用更一致的方式去观察忧郁症，并了解伤恸在忧郁症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本文摘自《忧郁的演化：人类情绪本能如何走向现代失能病症》，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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