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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游戏督导:丹尼尔的案例1

责任编辑:tspsy-张茵  发布于2019-04-10 17:13   浏览次  
  心理导读:心理咨询中心的伦理准则很明确地规定,督导师不能对实习生做治疗,包括沙盘游戏。督导师不得在督导时间之外与被督导者接触,包括一起喝咖啡或吃饭,不得进行服务或产品的交易,不得同时以几种身份与实习生工作,最确定的是,不得与被督导者发生性关系。    ---www.tspsy.com
 
沙盘游戏督导:丹尼尔的案例1

沙盘游戏督导:丹尼尔的案例1
 
  透过一副金属边框眼镜看着我,其实却没有真正的眼神接触,我的新实习生就这么走进了我的咨询室。丹尼尔(Daniel,我愿意这么叫他)是被心理咨询中心分配给我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按照日程安排,我应该开始了解他,让他放松,告诉他作为一名实习生的法律与伦理要求。他看起来有点战战兢兢,无疑会担心我会对他做出评判,认为他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以及其他一切他对自己所持的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第一次分配。我还记得我在第一次实习期间,第一次见到我的来访者的时候,我感到如此恐惧!我知道我自己什么也不懂,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向我的督导承认。
 
  我希望丹尼尔正在接受治疗,然而心理咨询中心不能要求实习生必须接受治疗,我甚至不能问他是否在接受治疗。在加利福尼亚州,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我雇用了他,就不能询问他的年龄、婚姻状况、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是否有孩子、是否有残障或其他健康问题等等几乎所有可能会被认为涉及歧视的问题。心理咨询中心的伦理准则很明确地规定,督导师不能对实习生做治疗,包括沙盘游戏。督导师不得在督导时间之外与被督导者接触,包括一起喝咖啡或吃饭,不得进行服务或产品的交易,不得同时以几种身份与实习生工作,最确定的是,不得与被督导者发生性关系。
 
  对实习生一无所知会使得我们很难逾越我们之间的障碍,也不利于了解与之并存的实习生与他们的来访者之间的情况。工作中存在共时性,“上行,下效;存乎中,形于外”的原型被激活。被督导者与督导师之间的共鸣映射了实习生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种“平行过程"(parallel process)。
 
  平行过程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精神分析概念中的移情与反移情。在督导关系当中,如果咨询师重新创建了在与来访者的治疗关系中呈现的问题以及情绪,移情就会产生。如果督导师对咨询师的回应与咨询师对来访者的回应一样,反移情就会产生。因此,督导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咨询中互动的重演或平行的过程。(Sumerel,1994,p·1)
 
  我想让丹尼尔以我为榜样,体会初始面谈的感受,因为他很快就要开始去见来访者了。督导的最初几次面谈包括讨论责任、法律与伦理、书面文件以及最为重要的部分开始了解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督导的初始面谈有点类似心理治疗的初始面谈,特别是在临床的设置中,需要填写初始访谈的表格、签署一些发放的文件、实习身份通知等。
 
  我也想更多地了解丹尼尔,也让他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还得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每周至少在一起工作一个小时,除非其间发生某些激烈的变故。每当我想到这个时间安排的时候,我的思绪就飘到了那还没有到来的九个月,正是胎儿在子宫中孕育的时间长度。我的工作,正如多拉·卡尔夫时常提及的,就是为治疗师的发展创造一个“自由而受保护的空间”。
 
  我的第一位督导师是一个很蛮横的人,与她进行的督导过程与“自由而受保护的空间”有点背道而驰。我作为实习生的第一次督导面谈结束后向她汇报时,她说那是“她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督导”。 即使我的朋友力赞她是一个教授也无济于事。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没有一个人找她做过督导。教学、治疗与督导是完全不同的技能。一个能创建无条件的安全治疗空间的治疗师,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督导师,因为他不愿意对被督导者进行面质。同样,出版过很多著作的教授,对自己可能很苛刻,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督导师。M博士和我的情形就正是如此。她那呆板的风格和过高的期望与一个情感型的、如刚出生的婴儿般的新手治疗师格格不入。我从来不会像M博士伤害我样地去伤害我督导过的任何人。
 
  几年后,在我遇到的最好的咨询顾问凯·布莱德威的帮助下,我意识到那些对他人粗暴的人都是因为别人曾经对他们粗暴过。她跟我说“受伤的伤人者”,除非他们在内心找到了受伤后又治愈者的原型。由于受过我第一个督导师的伤害,我知道我必须小心翼翼,以免重蹈覆辙。事实上,我告诉我的学生和实习生,“我们在做的是训练’,不是追求完美”。
 
  我向丹尼尔做了自我介绍,也请他说说自己的情况。丹尼尔说他很期待见到来访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我问他见来访者中哪一部分让他觉得兴奋,他说事实上他不是很期盼见到儿童,说他对儿童没有经验,也没有做过沙盘游戏或其他的游戏治疗。这次实习安排是他的第二选择。他曾申请过一家精神分析中心,但是被拒绝了,说他需要更多的经验。
 
  太棒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一个不愿意来这儿的人!不过我心中又稍微咯噔了一下,想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太完美了,因为丹尼尔将要见的许多孩子和青少年都不愿意进行治疗,他们多半是被外界,如学校或家长强制要求来做的。
 
  我问丹尼尔当他自己井不情愿来这儿而又不得不来时,是种什么样章的感觉,我知道我必须谨情,因为我不想逾越督分师与治疗师之间的界限。我尝试用传统的开放式问题问他,丹尼尔有点结巴巴,显然对我问他感觉怎么样这个问题感到不安。我又问他:“丹尼尔,你可以说说你的情况吗?”他弯腰从行李箱中取出自己的简历。简历上显示他33岁,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工科专业,成绩优异。还有一些他之前工作过的地方的推荐信。他在简历上写着他单身,没有孩子。简历中没有任何与心理治疗相关的信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工程专业转到心理学的。在此过程中,我感到很担心,但还不是红色警告,更像一种黄色预警的信号。 看起来他给我看他的简历是一种很坦诚、 自我披露的行为,事实上,这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我第一次发现,我对他的直觉认为他会害怕、缺乏经验行和能力、担心我对他的判断都只是我的投射。
 
  看过丹尼尔的简历后,我没有再要其他的资料,而是转而信任事情的发展过程。总体上来说,需要知道的都会知道。如果工作需要涉及丹尼尔转换专业领域的情况,我相信我也会知道的。我和丹尼尔交谈的时候我也会调整到我自己的过程当中,意识到我当时所有的看法都与我自己科学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欠缺有关。我知道我是一个情感型的人,而丹尼尔显然倾向于思考型。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我问他关于来这儿的感觉时,他的表情会茫然了。
 
  于是,我深呼吸之后,试着用另一种方式问他:“丹尼尔,来这儿,你有什么想法?”
 
  突然,丹尼尔开始谈论他在心理咨询中心的事情,以及他为实习所做的所有准备。一次又一次, 当我问他有什么感觉时,他总是一片空白。而当我问他同样的事情,而且是问他有什么想法时,他会马上开始讨论。“类型多样化”往往被忽视了;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类型学似乎是我们大脑中固定的处理信息的程序。当我们督导一个与我们不同类型的人时,我们离开了一个与之和平共处的舒适领城。督导的体验可能会令人沮丧,可能令人发疯,也可能最终能有所收获。
 
  我问丹尼尔对于做一名治疗师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考虑。他说:“没有,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事实上,我已经做出了第一次面谈的计划。”我大脑中的红色警示信号亮起来了。与所有的情感型的人一样,我在心理层面开始觉得呼吸困难了。我把自己从歇斯底里的边缘拉回来。我无法想象一个从来没见过来访者、对来访者一无所知的人,怎么可能做出治疗计划!
 
  幸好,我的培训经历帮了我的忙,我以一个放松警惕的治疗师或督导师的口气,不动声色地说:“嗯……”没有回应。因此我又说了一遍,“嗯……你能不能就这一点再说说?”
 
  丹尼尔又弯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很厚的文献,说:“您看,我对第一次面谈做了量化分析,可以精确地算出我们的成功概率。首先,我们需更有一套完整的发育史数据,这儿有图表可以测算出核心问题。来访者的症状赋值0.333家族史或家族渊源赋值0.333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赋值0.333然后我们就能发现这些问题的共同点,分离出共同点后,就会找到‘核心’问题。从核心出发,所做所说都与核心问题相关”。
 
  “嗯……”我问丹尼尔,“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能不能适用于7岁的孩子或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说:“嗯,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在精神分析研究院和成年人一起工作的原因。不过我已经准备了一份表格,可以了解精确的历史数据。”他递给我一份20页的发育史问卷,接着说:“对年幼的孩子,我会给其父母寄一份关于发育史的表格。5~12岁的孩子可能会需要帮助,但是大部分都能自己完成,我记得我当时就可以。十几岁的青少年是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问卷的。”
 
  现在,他要面见的许多孩子都在学校,他们的父母都是新移民,说不了几句英语。我扫了一眼表格的内容,在心里以我儿子为例填写一遍,我发现我儿子无论如何也做不好,而且我怀疑我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好。我无法想象为什么要问,他的第三颗牙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把丹尼尔分配给我的。事实上我很害怕向丹尼尔问为什么他的发有史上会有那么一条,也不再希望他从公文包里又拿出另一份文献。
 
  丹尼尔知道他的第一个来访者是一个8岁的西班牙商女生,我叫她玛利亚,玛利亚是因为行为偏激、疑似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对立违抗性障碍(ODD)而由学校心理咨询老师转介而来的。她的母亲经过几乎卧床五个月的艰难怀不孕过程,最近又生了一个男孩。她早产的弟弟现在已经正常了。
 
  我建议丹尼尔先询问玛利亚,她为什么要见心理咨询师,她想做什么。如果丹尼尔能够倾听玛利亚所说的事情,他就不仅会知道怎么和她开展工作,而且也可以了解玛利亚的移情。我同丹尼尔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投射,他说他可能会有来访者父亲或者兄长的移情反应。他又准备掏出他打印的关于ADHD和ODD的资料,我制止了他。我问他对游戏有什么想法。
 
  他有点茫然地看着我,又想去找他的公文包。我耐住性子对他说:“丹尼尔,你孩提时代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我猜我玩过很多电脑游戏。我在青少年时期做过一个乐高船模,我的照片曾登载到了乐高杂志上。游戏?我真不太记得我的童年生活了。想想,我很会下棋,加入了学校的象棋俱乐部。玩?对,这就是玩。我是两个教授的独生子,他们生我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了,因此我实际上没有和其他孩子玩耍的机会。我总在加油学习。周末,我得做作业,然后和我父亲下棋,或者自己玩电脑游戏。”
 
  我们的督导面谈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玩游戏和我要见需要治疗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吗?”
 
  他走之后,我的头开始作痛。我的两难处境显而易见。我将要督导的是一个对沙盘游戏治疗一窍不通的全新实习生……
 
  ●不想来这里。
 
  ●与我的类型不一致(思考型对情感型)。
 
  ●不重视游戏的作用,甚至不知道怎么玩。
 
  ●从没有做过沙盘游戏。
 
  ●我不能和他做沙盘游戏。
 
  我怎么可能成功呢?
 
  未完待续……
 
  (作者:凯特·阿曼杜达 | 来源:沙盘游戏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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