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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治疗师的自我成长（下）

责任编辑:tspsy-张茵发布于2018-02-01 17:21 浏览次

　　心理导读：治疗师应该克制自己不要信奉那些诊断类别。这些概括化的条款往往会致使治疗师对每个来访者的独特情况失去自主判断力。此外，它们还暗示着来访者是“有缺陷的”，其体验是无效的。遗憾的是，这使得治疗师和来访者都非常不愿意接纳来访者的体验，因此阻挡了转换性的变化。 ---www.tspsy.com

　　一旦治疗师意识到他们行为的意图和影响力，他们会以强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只需记住发展这种能力并不能保证令人满意的结果。要重申的是，关系的结果要最终依赖(并由此反映)“合作者”的意图：同样的技术(或者任何不同的特点)都既可以用来相互支持也可以用来相互抑制。当然，后一种选择不可能总是被实现。大多数的催眠受试者，例如，将很快不信任一个“非支持”性的催眠师，并由此不再愿意和他合作(催眠状态中来访者会如清醒状态里一样强烈地“抵抗”暗示)。选择与来访者合作远比试图反对、控制或支配他们要容易得多，因为当一个人完全与另一个人成为同盟时就真的不存在“阻抗”了。除此之外，从个人角度上来说这更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位置，从专业角度上讲它又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统整性就等同于一个实效的和伦理的事情。简单地说，你的统整性发展得越好，你就可能体验到越多的乐趣和成功。

　　三、发展和保持统整性

　　此刻的问题就变成了：催眠师如何才能实现并保持统整性？对初学者来说，有如下三种可能性

　　1、识别并处理不可接受的个人体验

　　个人依恋( personal attachment)(局限、恐惧、问题等)在遇到具有相似局限的他人时，会使自己的知觉和反应发生偏差。例如，我的一个同事具有一个强大的个人规则，即过分自信。他曾抱怨是那几个有“阻抗”的来访者玷污了他优秀的治疗记录。通过调查，我意识到这些具有阻抗的来访者持有与他相似的局限性即过分自信。只有当这个治疗师扩展了自己的局限边界时，他才能释放掉自己的“阻抗”而去接纳并利用来访者的现实，他与这些来访者的工作也才会更有成效。这里的假设是“不可接受的体验”强大地限制了个体的行为。也就是说，发展出“如果我经历了‘X’(不可接受的体验)，必然会发生可怕的后果，”这一信念的个体将会回避自我和他人可能导致‘X’的一切行为。因此一个排斥、厌恶暴饮暴食的治疗师很难迫使自己去帮助一个陷入此境的个体。

　　考虑到重视体验这个重要观点，我并不是在暗示所有行为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可接受的。当然，暴力行为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施暴的人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及其后果(如：社会强制政策)。同时，治疗师不是犯罪裁决系统的一部分：在犯罪领域，行为是依据社会规范来进行评估和调节的；在临床领域，体验是受到重视的，所以行为表达会被放大以包含更多令人满意的选择。催眠师为了完成扩展而不是限制受试者自我的任务，面对着自我贬低的表达是自我重视表达的基础这一意识的“催眠的以心传心”( hypnotic koan)；其差异在于展现表达的情境。其根本点是利用的原则，即鼓励来访者调整这些表达，转变它们发生的情境，并因此允许这些表达“重构”。

　　这里暗含着一个观点是，即体验与体验的(行为的)表达是有区别的。行为是旨在实现基本的体验结果(如：安全、爱、满足)的行动。大多数的功能不良行为都发生在入们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体验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因为该体验与一组特定行为或行为结果之间具有习得性的连接。例如，一个人可能习得了他的愤怒会导致来自他人难以忍受的拒绝，因此他会竭力不去表达愤怒。

　　此外，自我是可以有别于体验性意图的。表达是可变的，而自我则是恒定的(虽然不可言状，却是再生性的)。因此，当人们为自己的体验负全部责任时(“能够做出反应”)，它们是不可还原的。

　　最后，承认一种体验的现实性与支持它的延续性是不同的。我承认憎恨是一种可能的体验但是却不想陷入暴力的自我贬低行为中。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挣脱对体验的非理性的或强迫性依恋(“一定拥有它”)，或欲与其决裂(“一定不能拥有它”)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承认它的现实性。只有那时，才能真正做出选择，是发展还是摈弃它。耶稣、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的工作证实了这个观点。这种假设似乎也是艾瑞克森理论的基础。

　　因此，治疗师应该努力识别并处理好自己那“不可接受的体验”。这些局限可能会在治疗疗程内或其他社会情境中显现出来。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线索去识别这些局限，如轻蔑地贴标签、情感唤起，以及广泛的量词限定(参见 Gilligan，1985)，还可以在强烈的个人探素中去觉察。顺便提一句，个人探索是我极力劝告催眠治疗师要定期做的工作。不管发现时的情境如何，扩展这些局限的一种有力方法就是自我催眠。

　　因为艾瑞克森学派的催眠治疗是较强的人际互动过程，在催眠“合作”期间洽疗师要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地接近“不可接受的体验”。在回应来访者的行为或体验时治疗师会产生明显的情绪不适感。例如，一个治疗师在倾听一个来访者描述自己的性挫败体验时会意识到自已这方面的感受；另一个治疗师在来访者为自己的麻烦而责备他时，他发觉自己回应时充满了无法抵御的恐惧。接近“不可接受的体验”也可以用较含糊的方式，诸如当遇到治疗僵局的时候，或者当治疗师自己谴责来访者“病态”、“阻抗”或“不合作”时。无论情况如何，治疗师通过利用已经接触到的个人局限将治疗继续下去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方式是(1)承认这些积极的“不可接受的体验”，(2)在剩余的治疗时间内，利用过程将其搁置起来，然后(3)通过(疗程过后的)私人工作(如：自我催眠)去探索并转变它们。还有一个弥补性策略，就是将不可接受的体验作为催眠表达的基础。如，治疗师可以开始讲述有关自己体验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提出有关故事主人公如何以满足整体自我需要的方式，来放任和接受体验的间题。由于此项技术的大部分效果将依赖于非语言的信息传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也应该使用非语言来释放信息。要想自然地做到这些，治疗师需要建立一个相对“核心的”状态——有节奏地呼吸、姿势平衡、肌肉放松等等。如果不能实现这种状态，那么就不应使用这项技术

　　2、一定是非评判的

　　特别指出的是，治疗师应该克制自己不要信奉那些诊断类别。这些概括化的条款往往会致使治疗师对每个来访者的独特情况失去自主判断力。此外，它们还暗示着来访者是“有缺陷的”，其体验是无效的。遗憾的是，这使得治疗师和来访者都非常不愿意接纳来访者的体验，因此阻挡了转换性的变化。

　　这种情况会清晰地发生在所谓的“精神病患者”身上，他们如此频繁地被告知其体验是“不真实的”或“坏的”，只有当他们摈弃掉幻觉、错觉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时治疗进展才会发生。这在本质上强化了一开始造成“精神病患者”体验的主要过程—试图摧毁(如分离)一个人自我中的主要体验部分——从而确保功能不良状态的延续。通过去除用“对和错”或“好和坏”评判体验的强迫性冲动，治疗师变得能够承认并利用那些困扰来访者的特别体验。然后，转变才有可能发生。

　　我坚信这一观点形成于艾瑞克森所给予的训练体验。一系列的交互过程尤其珍贵。经过多年勤奋的学习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已经相当好地掌握了他那精湛的技术。然而，很明显仍然有某些内容遗失了。我的工作并不像我感觉的那样富有成效，但是我还不清楚我是如何限制自己的。最后，在为期一周拜访艾瑞克森先生的时间里的最后一天，我充满崇敬地请求他在这方面给我一些指导。他没有冗长又迂回地回答，而是以简单又热情的方式说道：“你具有过于分化自身体验的倾向………它阻挡了你的无意识探索之路。”说完，他随即结束了那次谈话。

　　当我和一个同事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坦称自己对没有得到艾瑞克森先生的反馈而感到失望，但是又充满怜悯地影射说那也许是因为艾瑞克森先生老了，此外，他似乎从没有觉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换言之，我“分化”了他的回应！几个月后，在一次类似培训过程结束的时候，我再次提出了那个问题，他严厉地回答道：“你已经趋向于过于分化你的体验，它阻挡了你的无意识探索之路！”

　　这次我的失望更加深刻，因为艾瑞克森先生“显然”老了：他不记得他以前和我说过的话。

　　四个月后，当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时，我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米尔顿先生为什么如此吝于赐教？他为什么不记得他以前说过的话呢？他在这样的问题上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无用的建议吗？如果是这样，他所强调的给每个人独特的解决方案会怎么样呢？几个月后，我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回答道：“你已经趋向于过于分化你的经验………它阻挡了你的无意识工作！”头脑中亮光一闪，我突然有了炫目的洞见：我已经趋向于过于分化我的经验，它阻挡了我的无意识工作！！当我最后又看了艾瑞克森先生一眼时，他目光炯炯。“非常正确”，他温柔地说道。

　　这次的领悟带来了其他领悟。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催眠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内在对话上，努力去分类来访者的行为并给出一些复杂的回应。我沉迷于这些概念性的评判上越多，关注来访者当下的体验和所做的事情就越少。此外，我被迫将来访者“划分”为“某一类”，由此限制了彼此建立和谐关系的可能性。当我摈弃概念化的需要时，就开始能够欣赏每一位来访者的独特之处了。最重要的是，我与来访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适宜，治疗工作也更有效了当然，有时候我发觉自己又一次陷入评判的模式。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会回头想想艾瑞克森先生那简单但是坚定的建议，它提醒我转入更加自发的交流过程。

　　3、使来访者自己产生自己的体验

　　人们经常认为催眠师要为来访者的催眠体验负责。这种观点给治疗师带来了许多压力，往往会致使治疗师不知不觉中妨碍了来访者的统整性。例如，有些催眠治疗师会在来访者面前制造出一种优越的气氛，这就助长了极权的和谦卑的方法的使用。其他的催眠治疗师，尤其是新手，会因为非常不确定到底该对来访者做什么而退缩，转而去运用标准化的技术或那些他们能驾驭但来访者并不需要的策略。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试图对来访者催眠体验负责的治疗师都会有许多的失望和挫败感。他们倾向于向来访者传递这样的信息：来访者没有能力，所以只能被动地遵循专制的催眠程序。来访者会直接抵制这种信息(如：直接拒绝参与)或者间接地抵制(如：“努力”地回应但又表现出困难)。同样，关键是要认识到催眠治疗师戎并不会导致来访者的催眠体验。艾瑞克森曾强调如下(1984)：

　　催眠心理治疗是患者学习的过程，一个再教育过程。有效的结果…·仅由患者的行动产生。治疗师往往并不知道到来访者到底会发生哪些行动，仅仅是激励患者并给予指导，不断评估究竟要做多少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结果由此练习临床诊断。因为患者的任务是学习以新的视角来理解自己的生活体验，所以治疗师的问题在于如何指导和如何判断。对于患者的生活体验、理解、记忆、态度和观点来说，这种再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以治疗师的观点和意见来说，它就没有那么必要了( In rossi，1980d，p.39)。

　　请再次注意艾瑞克森学派催眠强调的合作性。假设医患双方的责任分别是：来访者负责发生变化，治疗师负责为非压抑性探索创造适宜的情境。因此，治疗师假设(1)来访者具有必要的智慧和资源来产生催眠状态和治疗性变化，但是(2)习惯化的表达模式(如：意识过程、信念、肢体动作)却限制了他们接近这些资源。因此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加入到来访者的模式中，帮助来访者驱除其僵化的束缚，使自主的无意识过程产生转变性变化。在艾瑞克森常常对来访者说的一段话里，表达的就是此常规方法：

　　你的意识心理非常聪明……但是你的无意识更加智慧……所以我并不要求你学习任何新技能……我只是要求你自愿地运用你那些虽然你还不完全了解、但是的确已经拥有的技能。

　　这个基本态度允许催眠治疗师与丰富的统整性进行合作。治疗师不是强加给来访者一些程序和过程，而是尊重和利用来访者的原有模式，同时也强调来访者那些被低估的潜能。这样，来访者就会主动参与到整个变化过程，必定使得治疗工作更容易、收益更大。治疗师并不担心应该给患者何种解决建议，而是关注自己如何与来访者独特、具有高度智慧的无意识过程合作，以产生期望的体验。正如艾瑞克森所说：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无意识需要，因此我感兴趣的是你会找到一种特别的、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有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和尊重的情境，诸多真正的、感人的可能性才会呈现给治疗师。

　　（编辑：tspsy-沐沐| 来源：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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