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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团体心理咨询的困境(下)

责任编辑:tspsy-张茵  发布于2019-03-14 12:59   浏览次  
  心理导读:我作为一个英雄式的救助者当众失败的羞耻感,使我体验到自己的不完全、曲折,以及没有希望。看似不可或缺、宏伟壮丽的自我幻灭了,但是随着这种幻灭也降临了一种重生。    ---www.tspsy.com
 
心理咨询师:团体心理咨询的困境(下)

心理咨询师:团体心理咨询的困境
 
  ► 信件
 
  小组会谈之后的一整天,我都在全神贯注地反思我自己的反应对小组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影响力。我越来越深切地而且是满怀痛苦地感到,自己作为一名治疗师过于心胸狭窄、漫不经心。我一再地分析我自己和小组成员之间的联系。我是不是对露易丝的遭遇感到不耐烦,并且不再对此感同身受,而是采用了期望和要求言词?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是不是扮演了小组成员正在谈论的令人感到压抑的老板/母亲的移情角色?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上面这些都有道理,但是我对于自己在小组中行为的情绪反应,仍然好像我是被追捕的罪犯,而不是过分热心且缺乏耐心的治疗师。
 
  这个星期过了一半的时候,我的反思被露易丝寄来的一封信打断了。在信中,她详细阐述了我作为一名治疗师的失败之处,谈论了她因为我的话语而受到多大的伤害,并描述了这种伤害是如何使她怀疑整个心理治疗的用处。我看信的能力的愿望与同情心相混淆了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已赞同她对我的所作的评论,我觉我不应该因为露易丝坦诚地表达出她自己的抱怨而惩罚了她。我觉得自己的干预是一种没有倾注感情的高谈阔论,与她和整个小组奋力拼搏以求在认知上和情感上战胜生活中的创伤性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
 
  与看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视角相伴而来的,是一种羞耻感,觉得自己作为一名治疗师、小组引导者,乃至一个人,是不合格的。我谴责自己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有些抱怨是在声明行为的不可能性,而不是在号召采取行动。海文斯(Havens,1986)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当询问患者:“你在那里吗?”患者回答:“不,我不在这里。”在这个小组中,那些常常不愿意待在那里的人的数量比我多。我感到迫切地需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某种戏剧性的治疗影响,带给他们鲜活的影响,并呈现在他们此刻的生活中,帮助他们忍受他们所面对着的和曾经面对的种种难以承受的现实。我对这个小组的退缩、消极和苦恼的接触时间越长,我越急迫地感到需要采取行动、彰显希望。需要产生结果的压力,遇到了同样强烈却针锋相对的抗拒改变的斥力。我意图拯救小组成员于水火的勃勃雄心,遭遇了不断增长的对职业胜任力的挫折感和焦虑感。我感到自已正在公开场合展现自己无言的自我当中受伤害最严重的部分,在那里,连贯一致的体验(articulating experience)仅仅出现在最直率、最基本的语言之中:姿势和面部表情、动作和触摸、语调和沉默。话语似乎既没有作用,也没有可能性,而且单单是身在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羞耻感暗示了对一种现实的认识,它是如此的阴郁,以至于人类的希望在那里显然无法维系。纳萨森(Nathanson,1986)谈到了一种“移情之墙”,它将自我与如此触动感情的体验隔离开来。当我试图冲破这堵墙的时候,所觉察到的自己对露易丝的态度,恰恰是走上了反面。
 
  星期一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把日程安排弄错了,我所指导的所有小组同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吓了我一跳。我的办公室转移到了我家中,但是建筑并不完整,在办公室和起居室之间有一堵砌了一半的墙。我原本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到来,却匆忙地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大圆圈,跨过了办公室和起居室之间的分界线。我尽力显得平静并引导这些小组,就好像一切正常一样,结果却发现我穿着内衣。小组会谈似乎成功地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露易丝指出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担当一名小组引导者的角色,并且指责我是个江湖骗子。她导致小组中的一部分人吵吵闹闹地退出了小组会谈。
 
  第二天是小组会谈的日子。我的惯例是在下一个小组会谈的时间里将此前小组成员写的所有书面交流朗读出来。但是,我的强烈的逆向移情感受和这个梦的残留,使我一想到宣读这封信,内心里就充满了惊恐和不安。我不断地回想起埃尔文·塞姆拉德(Elvin Semrad)的话:“患者们不会退出救助活动……他们会被抛弃,但是他们不会主动退出(Rako&Mazur,1980)。”宣读这封信就好像是当众承认我作为一名治疗师的失败,是对梦境的重演。我想象小组成员会看穿我对自身能力的自吹自擂,而且当小组成员带着吹毛求疵的立场用不友好的目光盯着我的时候,我会感到毫无遮挡、脆弱无助。
 
  小组会谈的那一天破晓了,我惴瑞不安地等待着会谈时间的到来。在会谈开始的时候,我大声宣读了这封信,时而不时地环视房间里的情况,揣摩小组成员的反应。我的手掌出汗了,我的心跳加速了,就好像我在面对着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
 
  我读完了信,抑制住了发表评论的冲动。我在等待着小组成员的裁决。主要的回应是沉默。然后,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举动,蒂姆轻轻地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他说:“啊!她真的生你的气了。”我问他在这封信里听出了什么。他继续以一种自已在这个小组里从未有过的轻松直率的方式谈了起来。他观察到露易丝对我心怀怒气已经很久了,而且他常常纳闷她为什么还待在小组里。他对我的感受也很关切,很想知道我面对这次冲击会感觉多么糟糕。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对其他组员采用了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设身处地的立场,使我们所有人清楚地感受到,我们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我不断满怀惊讶地发现,蒂姆,还有整个小组,容忍了我无法帮助露易丝以及没能将小组团结在一起。他们不仅安然度过了危机,而且开始讨论关于小组治疗的终结,以及他们为了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而必须做的准备工作。他们已经安然度过了我原本担心我们谁也难以承受的绝望之感。而且,我感到自己不再怀有必须拯救他们的那种令人苦恼的焦虑感。我体验到了一种从负疚感的阴云中解脱出来的感觉,这种负疚感已经笼罩着我对这个小组的工作长达几个星期了。
 
  ► 解决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如此强烈?显而易见,这里所描述的具体事件本身,与我对它们所产生的攸关生死的情感相比,并没有那么重大。小组成员是不是认可我是一名有成效的团体治疗师,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盏希望、光明和人类温情的指路明灯,对我来讲成了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种对效力的向往,当它扩展到要么是想在根本不存在希望的地方催生希望,要么是想单凭意愿的力量去改变他人的性格,就变得过分夸大了。为了克服我所觉察到的不足之处,我坚信必须要使自己变得完美无缺,必须要塑造一个能够压倒战胜、征服一切横亘在治疗之路上的障碍的堂皇的自我。在我感到脆弱无助、我满怀希望的进取心无法得维系的地方,我原本意图用这种夸张的堂皇来帮助我在内心的怅惘之中架设起一条通道。这种夸张意味着,当我无法取悦于露易丝的时候,我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这个梦揭示了我与这个小组一起苦苦奋斗的基础。在梦中,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只有部分存在。小组变成了我的家人。我被投入到(而且立即自愿致力于)家庭教星的角色中。随后的分析表明,这种逆向移情起因于我自己盛年时期力图应对我母亲的病情及其对我的家庭造成的越来越糟糕的影响。因此,我感觉自己必须拯救这个小组,尽管我很快发现自己没有穿着与我的成人生活相村的衣服。我越是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团体治疗师就越是作为一个感同身受的当局者而沉迷到小组中去。随着治疗的希望逐渐破灭,我强迫性的英勇壮举达到了危机的程度。
 
  最后,我经过三个阶段,从逆向移情的罪责中得到了解脱。首先,我被剧烈的情绪反应驱使着,审查团体互动过程中投射性认同的作用。这种认知上的工具有助于标定这种情绪反应的范围,但是它几乎没有缓解投射性错觉那强有力的可信性。
 
  然后,当我当着小组成员的面宣读露易丝的来信时,我的声望受到了公开的羞辱。这件事,连同汗水浸湿的手掌和加速的心跳,深深地暗示了我早期的生活经历已经被卷入到了团体互动过程中。我之所以宣读那封信,是因为这是我们团体确立起来的规矩,但是这段经历更多地带有一种悔悟行为的味道,而不是一种临床策略。最后,蒂姆和整个小组原谅了我。在整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小组成员们展示了他们能够承认曾经逃避的情感,并能从其中安然地走出来。我的无意识所预计的灾难并没有发生,而整个小组,连同它的引导者,都完好无损。
 
  这里所描述的逆向移情的两难困境,对于团体引导者来说是一种家常便饭。每一位临床专家都有一些发展上的断层,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些难点就会被激活。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逆向移情得以解决的方式。尽管我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专业训练,我还是陷入了和小组成员之间带有敌意的依赖关系之中。然后,我通过展示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自己作为一名引导者的技能,力图解决这种困境。小组成员生活中苦难深重的挣扎,使我过分夸大的期望遭到了当头一棒,因而体验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感受。只有在这种失败体验之后,我才能够重新头脑清晰的看待露易丝、蒂姆和整个小组做面临的困境。没有什么自学、督导或咨询能够替代这种对丧失和无能为力之感的鲜活体验所具有的启示价值。
 
  一位12世纪的苏菲派是人鲁米的一首诗开篇写道:“今天,像每天一样,我们伴着空虚和恐惧醒来(”Today,like every other day,we awake empty and afraid”)。”这使我想起,在人类经验的核心之处,是我们自己空虚和恐惧的一面,对此人们常常并不欣然接受。这个小组赠予我的礼物是他们让我认识到了,人际的诡辩、专业的地位以及临床的技能,仅仅是这种脆弱的自我核心的保护性外衣。感同身受地深入到团体治疗工作之中,需要抛掉家族英雄那种刀枪不入的盔甲。
 
  与引导者相比,团体的成员人数更多,成员的情感体验更丰富。在团体治疗过程的感染之下,我陷入了自己难以忍受无法调和的冲突之中。因而,不但没有扮演救星的角色,连我自己都需要救赎。而救赎是以失败的形式降临的。
 
  心理治疗中“救赎”这一概念的用法是有争议的。教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在我们的领域也和别处一样适用。然而,这里飘荡着诗篇第34:18段的回响:“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或者考虑《道德经》(The Tao te Ching):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
 
  我的那种掌控一切的错觉,在面对小组现实的过程中遭到了挫折。我作为一个英雄式的救助者当众失败的羞耻感,使我体验到自己的不完全、曲折,以及没有希望。看似不可或缺、宏伟壮丽的自我幻灭了,但是随着这种幻灭也降临了一种重生。新的自我重新获得了一种达观,能够经受住对治疗室里的种种情感、联想和事件感同身受的直接体验。我原本鼓励组员们走出自己的困境,而今我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走入他们的困境之中。如果说这里的主或者道可以表述为对每位组员之实情的感同身受的理解,那么小组里的这种转变,尤其是小组引导者的转变,就是一种觉醒或者救赎。
 
  除非通过灵巧地运用技术化的干预手段,否则这些事件不会转化成治疗过程中的有利条件。如果不是主要借助理论上的研究和同僚间咨商的手段,也不可能实现观念的转变。导致虚空看上去充盈的,是对虚空体验所进行的栩栩如生的逆向移情式的扮演。最后,使这种扮演变得真实而直接,并且使随后的启迪产生效果的,是对已经破碎的勇气和已经萎靡的精神的接近。自从这一事件以后,小组经历了很多类似的循环,每一个都产生了新的经验,每一次都使我再一次认识到,每当原有的被打破,就打开了一种可能性,使人变得更加完整。
 
  (作者:特雷西·麦克奈卜 | 来源: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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