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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发展与适应能力2

责任编辑:tspsy-思思  发布于2019-08-20 14:45   浏览次  
  心理导读:为了判断防御的成功,我们不仅要探求本能生活的命运及其对自我提供的保护,而且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探索非直接卷入冲突的自我机能的作用。自我坚强、自我软弱、自我局限等概念都与这一领域有关,但是,只要特殊的自我机能没得到细致的研究,这些问题也自然是模糊一片。    ---www.tspsy.com
 
人的自我发展与适应能力2

人的自我发展与适应能力2
 
  我们对于自我的了解始于自我的防御机能,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的经典研究表明了这点。然而,我必须强调,精神分析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使我们必须研究自我的其他机能和自我活动的其他方面。只有追溯自我解决与本我和超我斗争的过程,我们才能描述自我的发展。如果冲突包括与外界的冲突,我们就会看见,与外界的冲突处于心理结构冲突的前沿。这一情形可比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除了与邻国发生战争以外,其内部各地区的界限争端以及和平时期跨越这一界限的交通冲突也时有发生。同时,一个国家还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和管理等的和平发展。一个国家可看作是一个成体系的制度,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实现自己的职能。显然,在各种机构之间具有系统的关系,回到心理学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内部的心理冲突和和平发展如何相互促进、相互钳制的。我们一定要研究冲突和发展方面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有了解心理与外界的关系才能研究这种相互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习直立行走既包括心理组织的成熟、体质和学习过程,又包括力比多过程、认同以及可引起机能障碍和冲突的内源和外源因素(本能驱力和环境)。任何单一过程均不能解释发展中的重要步骤。
 
  然而,将冲突情形和和平发展的对应直接看作是病态和正常的对应则是错误的。正常健康的人不可以免于冲突和问题。冲突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当然,在病态中,冲突的范围和强度都是有别于正常情形的。病态和正常的对应、先天的防御和后天防御的对应(或来自冲突的发展与免于冲突的发展的对应)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前者是就挫折与成就的对比而言,后者是就冲突与无冲突的对比而言。“成功”的防御可等于成就方面的失败,反之也是。由于经验表明,两种对应之间常常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一浅显的道理并不肤浅。我并不是说,研究冲突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研究病态的机能,也不是说,探索免于冲突的领域要使用同一研究方法,或对于受挫发展进行直接、间接的观察。
 
  就精神分析研究和受之影响的领域而言,教育学与社会学将受益于我们研究方向的扩展,尤其是免于冲突的领域和适应。十分显然,这种扩展的起点始于自我心理学,即从一个新角度考察几个熟知的问题。由于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包含着有关自我重要机能的透彻论述,我将从她的著作中选出论证我的观点的例子,这些例子只强调某一观点或立场,并没给精神分析带来新东西。在给布达佩斯国际精神分析会议的有关精神分析的历史的文章中,安娜(1937年)指出,精神分析理论的变化以及精神分析焦点的变化体现在精神分析的教育观中;每一种理论的认识都导致教育不平衡观点的修正和重新认识。例如,“预防神经症”一度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对教育学的最有贡献之处。当时,无论是言谈还是在著作中,人们都希望教育乃至整个文化的历史都将成为“预防神经症”的一部分。安娜·弗洛伊德还指出,精神分析对自我的准确理解无论在一般方向和处理个案方面均会使教育发生改变。我认为,按照我们上述的方向训练思想是大有可为的。迄今为止,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主要由冲突心理学所统治;顺应现实发展的免于冲突道路只处于其边缘。科学的使命是从某一问题的结果开始解决下一个问题,经验科学更是如此。教育学总是建立在科学或非科学的完整人格的概念之上,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训有助于适应成就的社会规范(我们后面要讨论一个例外)。因此,教育的原则只有在考虑人的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理结构、生物发展等级及其成就和适应价值时,才可有实现的机会。
 
  例如,本能驱力和心理发展之间的某些关系是广为人知的。我们知道本能驱力的冲突和禁忌可暂时或永久地妨碍智慧的发展。另一方面,安娜·弗洛伊德曾指出,在青少年期,智力的发展可以防御本能的危险,这是一种以间接的方式掌握本能驱力的努力。但是,这一过程还有另一个现实倾向的方面,即这一反对本能的防御机制同时可被看作一种适应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9页)指出:“本能的危险使人类变得更聪明。”我们有理由问:什么因素决定了选择某一控制本能驱力的手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去使用智慧的高度?我们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例如,婴儿试图解决问题的发展意义。我们有理由假设,自主性的智力因素作为一种独立变量决定了人们对防御过程的选择和防御过程的成功。尽管我们并不完全不知或不了解这些过程,但我们对这些过程尚缺少系统知识。一般的学习和学习思考是并行存在的独立生物机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独立于本能驱力和防御。
 
  顺序思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现实的。当反本能驱力的防御加强或提高了智力成就时,这说明某些形式的解决冲突之手段可包括适应外界现实过程的生物保证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防御过程都是这样,但青少年时期之外的智力化过程也可具有这一特征。“这一本能生活的智力化,试图联系意识观念处理或控制本能过程,是人类自我的最一般、最早和最必然的要求之一。我们不把这一过程看作自我的活动,而是看作自我的不可多得的因素之一”(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8页)。
 
  可见,将这一智力化现象描述为防御并不能充分地规定这一现象。充分的定义一定要包括其现实倾向、有助于适应和组织等特点。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这些暂时免于冲突的自我机能以何方法、在何程度上间接地组织防御更感兴趣。心理的发展毕竟不是与本能驱力、与爱的对象、与超我等简单斗争的结果。例如,我们有理由假设,心理发展只有在某一心理结构的制约下才能完成,而自出生开始,这一结构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更详细讨论。现在,我们只需指出,记忆联想之类的过程是不可能从自我与本能驱力的关系或与爱的对象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而是这些关系及其发展的一个概念前提。
 
  为了判断防御的成功,我们不仅要探求本能生活的命运及其对自我提供的保护,而且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探索非直接卷入冲突的自我机能的作用。自我坚强、自我软弱、自我局限等概念都与这一领域有关,但是,只要特殊的自我机能没得到细致的研究,这些问题也自然是模糊一片。自我的力量尽管在冲突领域的斗争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但不能仅仅根据卷入冲突的自我领域来规定。根据我们的比喻,防守前线的战斗效果也有赖于是否得到后方的支援。一旦我们客观地确定了能力、性格、意志等与坚强或软弱的自我有关的(经验的,而非理论的)因素,我们就能摆脱通常相对于个人的自我与本我或超我关系而言的自我力量的规定。因而,我们也能够比较不同个体的自我强度,尽管以掌握现实和取得成就为一方,以自我强度为另一方的关系十分复杂。亨德利克(1936年)的研究是走向这一自我力量定义的重要一步。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智力发展、运动发展等因索的差异如何影响儿童处理冲突的方式,而处理冲突的方式又反过来影响智力和运动机能的发展。这一观察描述了冲突领域和其他自我机能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是实在的,也就是说,这一相互作用是心理过程的决定性。然而,考虑到我们处理这些现象的方法,我们要论述自我过程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常常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只不过我们首先研究这一过程与内部冲突的关系,然后研究这一过程对掌握现实的心理组织的依存和影响。有些时候,我们对病态过程感兴趣,对于病态与适应挫折的发生关系感兴趣;另一些时候,我们对于人们取得的肯定的适应价值感兴趣。我们看问题的立场决定了这一过程的哪一方面更为重要;有赖于两种不间立场的两种关系。
 
  我以幻想作为另一个例子,这一例子可说明同一结论。幻想在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在分析成年人时也要常常遇到这一问题。我没必要提醒诸位幻想的形成在神经症心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最近的著作中,安娜·弗洛伊徳(1936年)讨论了幻想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她考察了幻想中的现实否认,并指出,拒绝接受现实不一致事物的儿童在某些条件下,如何否认现实的存在,用幻想的形式取代现实。这一过程是正常的自我发展中常见的。安娜·弗洛伊德问,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是否成为神经症。这也许依赖几个因素:如自我知觉组织和思维组织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因果思维组织的成熟,这些组织的成熟确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必然发挥显著的作用。安娜·弗洛伊德写道:“……也许……成熟自我与现实的联系比儿童的自我更为坚强……”(1936年)。从心理经济的立场来看,成年人的幻想取代现实与儿童的幻想取代现实完全是两回事,两者的重要性不同。在此,面临发展问题和智力受阻时,我们必须研究上述提及的自我组织的发展及其机能,因为缺少这种知识,便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为了深入我们的探讨,我们现在必须问:什么是幻想中的肯定的适应因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现实测验的基本生物学意义,尤其不能忘记幻想和现实的区别。瓦伦顿克(1921年)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唯一研究幻想思维一般特点的人。他认为,与梦的工作相比,幻想思维的生物学意义在于它试图解决清醒生活的问题。我想附带指出,在瓦伦顿克的研究中,我们再次遇到了前意识机制,克利斯最近强调了前意识机制对我们研究问题的意义。应当指出,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幻想(不仅是在从事新综合的才能的意义上,而且也在符号、形象思维的意义上)在科学思维中有所贡献,幻想可以转变为理性思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健康成年人的心理生活也许从不能排除幻想取代现实或否认现实的成份,尽管幻想与健康成年人的心理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宗教对待婴儿性欲的态度和观念就是例子。
 
  适应现实的习得过程很有可能是曲折的。适应现实的道路最初必定会偏离现实环境。游戏的功能就是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游戏在人类发展中具有实在的意义,而不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解释,另一例子是学习过程中幻想的辅助功能:尽管幻想总是表示对现实环境的最初偏离,但幻想可以是为现实所作的准备,并导致更好地掌握现实。幻想可以通过使我们的需要和目的与实现它们的可能途径联系起来,而完成其谐调作用。众所周知,有一些幻想虽然使人偏离了外部现实,却启迪了人的内部现实。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实在于这种幻想的内容,在精神分析使科学研究幻想成为可能的很久之前,情形便是如此。幻想的基本机能是自体成形的(autoplastic)而不是异体成形的(alloplastic),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心理内部生活的重要性,尤其是掌握外部世界的重要性。
 
  我必须指出,对现实的了解并不等于适应现实。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更多地谈到。这一现象也说明,必须将适应区分为不同的方面。这一情形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的观点已走出了病理学、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心理学,我们开始强调适应现实捷径的发展意义,只有当我们从适应现实问题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到幻想迂回的积极价值。但是,这同一现象实际上先从一种立场思考,后来从另一立场思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重点。从第一种立场看,“肯定”的重点在于预防神经症,从第二种立场看,“肯定”的重点在于“适应的一般深化”。只有不成熟和片面的估评才忽视这两者的实质的同一。长期以来,精神分析没机会探索属于正常心理学的心理过程的“另一方面”,因此,精神分析也自然不为非精神分析的正常心理学所理解。
 
  (作者:斯蒂芬·米切尔 | 来源:心理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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