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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责任编辑:tspsy-沙朵  发布于2019-01-15 16:14   浏览次  
  心理导读: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文中比较和分析了两种文化三个主要的差异性特征,指出中西方地域文化是对等的,各有利弊,没有优劣之分。文章最后提出了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点意见。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心理学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厚遗产。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不同的观念经过人的心理折射后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关于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依据,也为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撑,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及本质
 
  从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西方文化源于犹太宗教同希腊哲学的融合,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个体灵魂的观念。中国文化中似乎并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具有较强的非宗教性。这一点也许正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所在。
 
  有了个体灵魂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个体)疆界。换句话说,西方的个体灵魂观念不仅将人类同自然界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也将自我作为个体同他人作为群体明确地区分开来。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一方面产生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时也使人可以不必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对自己下定义。
 
  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文化,其实质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把个体作为一切现实和社会的出发点,二是认为个体的性质体现于个体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中。
 
  与之相对照,中国是个以群体为本位、具有群体文化特征的国家,孔儒一家曾作为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定义为“仁者,人也。”(《中庸》第20章)这就是说个人只有在群体(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自我或对方下定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个人与集体等。这种强调人具有人伦关系和本性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既由深层结构中“仁”的观念,进而派生出“礼”的法则。其特征是重视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和长幼亲疏、内外有别的纲常伦理。中西方文化在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上存在根本分歧,从而导致双方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双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群体,西方文化强调个体。
 
  二、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
 
  (一)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文化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来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生体验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情境,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说法,就是群体观念的典型反映。
 
  在思考问题和处理实际事物时,中国传统一向强调求同性,提倡“合群”原则,人生的意义就是向整体性的自觉依附和归顺,自觉地奉献于群体的目标。在群体文化中,群体的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物,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个体对于群体来说,义务重于权力,奉献大于索取。
 
  难怪有人感叹:“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这种群体文化观念必然会投射在人们的行为方式当中。例如,中国人喜欢扎堆,喜欢看热闹,喜欢大家庭(现在农村中仍视三世、四世同堂为“福份”),喜欢“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以“门庭若市”为荣,以“门可罗雀”为耻。
 
  中国人关心的是“别人怎么看”,因而常常会用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来获得群体的认同。中国人对集体依附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人常常表现出对他人事物的“过多关心”,用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窥私癖”。这与尊重私人权的西方人所奉行的行为准则是极度冲突的。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主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强调个性原则,尊重别人的权利,以取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个体本位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人确信生命只有为其自己的目的活着才有价值,他们拒绝肉体上的苦修,反对会造成损害生命的所有形式的克己行为。
 
  美国人罗伯特?贝拉在《心灵的习惯》一书中写到:“美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我们相信个人的尊严乃至个人的神圣。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为自己而判断,为自己而作决定,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而生活。违背这些权利的任何事情都是道德上错误的,都是亵渎神明的。”在英文书面语中,“我”(I)无论何时都要大写,其他人称却不然,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可以看出,在英语文化中,“我”比“我们”、“你们”、“你”、“他/她”、“他们”更重要。
 
  个体主义既是西方的一种哲学观点,又是西方社会行为的规范准则。个体主义意味着一种权力,即对私人状态的尊重。“私人状态”又称“私人权”(privacy),由三个重要部分组成:私人空间、私人时间和私人活动领域。私人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期在群体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很难理解“私人权”所包含的西方文化内涵。
 
  在西方社会,个人的年龄、身世、工资、财产、信仰、婚恋史、家庭关系、私人友谊、特别疾病、心理偏好、身体状况等等无不属于私人权的范畴。“家就是城堡”(Home is the castle)是西方人的重要信条,未经允许私闯民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无意间踏上了一间别墅外的草坪,结果被房子的主人开枪打死,法庭对该美国人的初审判决却是无罪释放。这件事曾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人们对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的热烈讨论。
 
  同样,“别管闲事”(Mind your own business)是西方人的另一信条,如果对别人私事爱讲闲话,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卷入民事诉讼中去。不经预约擅自占用别人的私人时间和私人空间、未经允许翻看别人放在桌子上的书报等,都是令西方人十分厌恶的行为。
 
  (二)求同拒变与求变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文化,而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中庸中的“中”字意味着“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论语?率雍》也写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对于中庸之道在中国的深远影响,林语堂作了如下描述:“这种对中庸的崇拜,于是就变成了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言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的一种厌恶,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中庸之道……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作‘中国’。这不仅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
 
  搞中庸之道,就是重视思想的整合和齐一,提倡待人接物要采取不偏不倚、调和适中的态度,排斥极端的想法和做法。中庸之道迫使人们“不敢为天下先”。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第73章)在这种“求同”心理的影响下,中国人逐渐养成了怕出头、怕变革的心理。常言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谁先发表不同观点,谁就会遭殃。在中国,标新立异是不被肯定的,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被众人所排斥。于是产生了雷同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产品,比如,八股一样呆板的文章,火柴盒般整齐的建筑,就连小学生坐、立、举手的姿势都跟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似的符合标准、整齐划一。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保守、反对变化和改革的。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决不可以改革。事实上,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这种拒绝变化的儒家精神在中国造成强大的保守意识,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此外,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也催生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求久”观念。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为人们提供的时空关系是固定的、静态的,人们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固定的家族中、固定的村落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止的。这种“求同”、“求久”、“拒变”的历史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压制了中国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一般具有知足长乐、安分守己、不为人先、好常恶变的保守心理。
 
  西方个体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在社会活动中追求行为、言论、思想上与他人的差异,成了西方国家人的一种精神风尚,受到社会普遍赞赏与颂扬。在西方,如果有人说“You are very special”(你很特别),听者会因被承认富于个性、与众不同而感到非常高兴。这种文化心理助长了西方人对多样性的追求,造就了以多样化为特征、多元文化共存的西方文化模式。
 
  “多样性”在西方教育制度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上学或做研究生;本科或研究生修业期限给予多种选择,只要修满学分,一年中的任何季节都可以毕业。同时,高校的招生考试也实行多种选择,考生可以选择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季节参加本科或研究生考试,选择任何一个季节申报学校,被录取后选择任何一个季节上学。
 
  与西方不同,“大一统”是中国教育的主旋律:即用统一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单一的评价机制“生产”着一批又一批近乎一样的“成品”。中国学生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现象,在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的,是令西方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们认为教育的宗旨是: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提供不同的学习经验,帮助学生发展个人的价值观、知识和能力。中国人“保持一致”的思想和行为,在西方被认为是人格丧失的表现。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喜欢新奇,富于创新和冒险精神,“求变”是其普遍的文化心理。美国人深信,“一切他们所熟悉的事物都注定要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是美国社会不断向前”,他们认为,“唯一有什么价值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历史”。正是这种追求“差异”和“多样化”的“求变”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那种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推动西方社会创造出空前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三)长幼尊卑意识与人人平等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中国形成了一整套父子、群臣、夫妻的尊卑关系,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等三纲,谁也不得违背。儒家伦理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中国,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例如,看见大人主动打招呼、老远就叫“叔叔好”、“阿姨好”的小孩,常被夸奖为“懂礼貌”、“有家教”;不听大人话的孩子就不是“乖孩子”、“好孩子”。中国多数学校都把“尊敬师长”写进学生守则中,不守规则的学生不能当选“三好生”,还可能被视为“品德不好”。下级或晚辈见到上级或长辈要主动打招呼,并以“您”相称;双方交谈时,下级或晚辈不能中途打断对方随意插话,要表现出谦卑的神态洗耳恭听;有不同的观点更是要试探性地、婉转地表达。否则就会被斥为“没大没小”、“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甚至“狂妄”、“目中无人”等。此外,在出入的先后以及起坐方面,中国人也都遵守一定的规矩。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必然会在其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上下、党群、官兵、指战员、男女老少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抑己尊人”的处世原则,谈话时有意抬高他人地位而使自己显得卑微,因此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谦称和敬称。汉语自称谦词古代有:彳卜、小人、愚、鄙人等;近现代有:学生、晚辈等。自称亲人谦词有:家父、家母、内人、犬子等;敬称对方有:公、足下等;敬称对方亲人有:令尊、令堂、令夫人、令爱等。这在西方人看来或许有点矫情,以为中国人要么不自信,要么故意“装假”。殊不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使然。
 
  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是可以用“人权”来夸耀的。现代人权概念,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为了对抗和否定当时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举起了“天赋人权”的旗帜。他们断言,每个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及反抗压迫等等,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剥夺或放弃这些权利,就是剥夺或放弃人的做人资格,是违反人性的。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将“天赋人权”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平等意识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出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
 
  在西方,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都受到一样的尊重。平等意识在日常小事中也时时表现。比如,在家庭中,小孩和大人享有同等的权利,父母不能打孩子,法律不允许父母把年幼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因为小孩子的权利也不容忽视。在学校里,教师不能体罚学生,否则就会触犯法律,惹上官司。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中,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以直呼其名,晚辈或学生可以就一个问题或观点与长辈或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毫不顾忌后者的面子或权威。
 
  西方文化中的社交称呼也充分体现平等观念,比起汉语来要简单许多。在说英语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Mr+姓”(某先生),“Mrs+姓”(某夫人),“Miss+姓”(某小姐),“Ms+姓”(某女士)的称呼形式,而不用诸如老师(Teacher Smith)、工程师(Engineer Brown)、主任(Director William)等标志职业或职务头衔的词语来称呼对方。在首次见面、互通姓名之后,人们往往会说:“Call me John/Susan……”(叫我约翰/苏珊……吧—不含姓),在他们看来,这样才能消除距离感,表达平等友好的意愿。
 
  由于等级和身份观念淡薄,在西方社会中上级并不拒绝向下级直接道歉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无论上级还是下级,只要冒犯了别人就等于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必须道歉。这与中国的情形大为不同。在恭维别人的能力方面,中西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美国社会中通常是权势较高的人对权势较低者进行恭维,因为权势较高者有资格评价别人。由于中国人的尊卑有别观念以及较强的权势心理,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约58%的男性年轻人对上级的能力和成绩进行恭维,其目的是取得上级的好感。”
 
  三、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比较对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
 
  上文没有也不可能囊括中西方文化的全部特征,仅对两种文化的主要心理特征进行了比较,目的是发现几个我们可以借鉴的特点。中西方文化各有利弊,相互平等,没有优劣之分,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应对自身的利弊有客观清醒的认识,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文化进一步完善。
 
  (一)发扬集体主义价值观,兼顾实现个人利益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群体主义,处身于群体文化中的中国人“对政府、组织、家庭向来有着较强的依附性,而‘集体主义’也一直是被推崇的道德标准。”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国人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以集体为先而消融个体的文化心理,要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种文化倾向有助于国人形成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能够增强集体凝聚力和群体自豪感,做事时容易形成合力。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却始终能够团结一致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得益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利于体现个体的价值,不利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使个体完全淹没在群体之中。
 
  西方个体主义文化重视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反对为了社会和他人强加于个人任何命令,认为在世间万物中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手段。西方文化在人与人关系上强调个体主义,使人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和权利,推动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探求和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与享受,在促进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弥漫、享乐主义抬头等种种不良社会现象。
 
  在西风东渐、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一向的集体主义意识造成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保持并继续发扬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培养国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认识到集体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集体成员的正当的个人利益,引导人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集体与他人的关系,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避免经济大潮中过于功利的思潮。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还要重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把履行道德义务与谋求个人正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二)弱化中庸文化心理,培养民族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使中国人在行为表现上往往不采取极端的做法,不狂暴、不玄想,反对冒险和突兀的处世方式,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这种文化心理固然不易激发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持稳定的社会局势,但同时它又使中国人言不敢离经叛道、行不敢越雷池一步,限制了个体个性的发挥,严重妨碍了个体提出新异观点,压制了国人的创新性,造成现在集体心理中不思进取、创新意识淡泊的现状。
 
  与中国文化“安于现状”、“求稳”、“求同”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西方个体文化鼓励创新、独特、有创见,激励和促进个人创造力和潜能的发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内驱力。西方人看中独辟蹊径、标新立异、个人创新,因而各开其口、各行其是、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他们随时都会弃旧图新。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具有一种不断趋于无限不断超越不断改进的意向,这种不断优化自己、解放自己趋向无限的意志和文化心态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导向卓越与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存在着不少流弊,因此我们应该弱化中庸文化心理,认真学习汲取西方文化中鼓励探索创新的积极因素,倡导冒险和竞争意识,重视个体思想的独创性,保证充分的思想自由,允许“异端学说”的存在,在民族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中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把中国建设成真正的创新型国家。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公民平等权利
 
  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是家庭、家族,其他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皆以家庭为模式。根据儒家伦理,人们在家庭内部要孝顺父母、敬爱兄弟,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处理家庭上下左右关系的行为准则。将家庭伦理关系向社会推衍,“既是把对家庭成员的那种长幼有别的亲密态度,推广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尊卑有序的诚敬精神。”
 
  在中国社会,人人都有其适当的角色和位置,人人都应谨守礼数,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得以运作、人际关系得以和谐的重要保证。由此,中国文化在表现出较强等级观念的同时,又表现出重人情、重关爱的温情一面。这种文化心理既可以塑造出虚怀若谷、儒雅谦让、尊老爱幼的高尚品格,也可能培养出谨小慎微、阳奉阴违、自抑自卑的消极人格特征。在这种文化中生长的中国人,在处理事务时容易对人不对事,受到人情的牵绊,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决断。
 
  在西方,人人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西方的人人平等观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平等是人的天赋人权”,即人人生而平等;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认为,政府的法律是为保障个人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只有法律才能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因此,西方社会注重法制,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细化,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人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在做决断时往往对事不对人,不易背上沉重的人情包褓。但是,过分强调平等又使得西方社会人伦亲情和宗族群体观念淡漠,缺乏人性的温暖。
 
  目前,在中国消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的法制观念也日益增强,但要使中国法律与国际接轨,我们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儒家伦理思想,既看到它在维持社会和谐、改善人际关系方面所起的“润滑剂”作用,又不能忽视它以人治代替法制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把中国人从等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讲究人伦亲情的同时用法律来捍卫公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依靠制度而不是道德规范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创建温馨和谐、公正平等的中国现代新文化氛围。
 
  通过前文的比较与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各有短长,互有优势,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质。双方在努力弘扬本土文化的精华的同时,都应充分汲取对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国文化来说,既要防止盲目地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又要防止产生文化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崇排外。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曾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今天,在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柏部分、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会日趋优化和自我完善,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格局,即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定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并对世界文明继续做出贡献。
 
  本文选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1月第1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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