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人类学所知的每个群体社会都有其解释梦的理论与方法。这都是在人类进化史的哪些阶段开始形成,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一定是很久以前,比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时还早得多。自吉尔伽美什求教宁桑以后,人类累积了大量解释梦的文献,不但证明人类对于梦的好奇兴趣从未稍减,也显示从古到今解释梦的方式是相当连贯的。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人类似乎从懂得使用文字之初就开始记录梦了。公元2世纪时,罗马占卜者阿特米德洛斯(Artemidorus)走遍文明世界,为的是收集他的巨著《梦之解析》(Oneirocritica)所需的材料。他在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7世纪)建于尼尼微(Nineveh)的图书馆之中也找到梦的记录,是刻在泥字板上的。如今考古学家已知这些泥字板约为公元前3000年之物,甚至可能更早。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遗迹于19世纪中叶出土,其中有许多记录梦的文献,包括描述乌鲁克(Uruk)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事迹的巴比伦史诗片断。另外,在苏美文化的智慧之神纳布(Nabu)的神殿废墟也出土了一批泥字板,同样是用楔形文字刻写的。两组资料经过仔细拼组解译之后,显示吉尔伽美什在史诗开始的章节中正愈趋自负,而且为噩梦所苦。他去请教自己的母亲宁桑(Ninsun),母亲便把噩梦的含意告诉他了:有一个势力不亚于他的人将要走入他的生命。吉尔伽美什想要压服此人,故必须苦苦挣扎,结果却会失败,因为此人和吉尔伽美什注定要成为知交,两人将合力成就大业。
这是史书上的第一则解梦记录,是以预言的形态呈现,以后许多解梦记载也是与预言不分的。按我们后世的人来看,噩梦表示吉尔伽美什有心为自己的狂妄行为做一番补偿。宁桑是旁观者清,知道儿子已被权势冲昏了头。他在搜刮财富,迫使人民不停地修筑更大更高的壁垒,而且有计划地染指境内所有的处女。梦的预言实现之时,他的新伙伴安奇度(Enkidu)到来,也带来使吉尔伽美什脱胎换骨的希望。这位安奇度是“野蛮人”,优游于大自然的怀抱,他和森林中的动物一同长大,把自己当作是动物之一。他代表人类初始的自我,吉尔伽美什膨胀的自我需要这样一个人来约束。因为吉尔伽美什已经抛弃了狩猎采集者自古以来的那份谦逊,一心只想扩大自己的权势,不惜破坏原有的秩序,“更改了不可更改的道路,滥用并篡改了常例”。
从吉尔伽美什的梦和他后来与安奇度的关系可以看出,这是至今仍未停止的自我文明意识与“野蛮人”的冲突,荣格称这种“野蛮人”为“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的两百万岁的人”。正如宁桑给吉尔伽美什的忠告,荣格告诉我们,人人必须制服自我中的这个孔武有力的人,使他(或她)甘愿与我们协力同心,才可能成就使生命有价值的事。荣格这样写道:“我和病人一起应付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的这个两百万岁的人。归根结底,我们的困难大多源于与我们的本能--我们内在储存的这个古老而未被遗忘的智慧--断了联系。我们该往哪儿去与这老人联系呢?在梦里。”
人类学所知的每个群体社会都有其解释梦的理论与方法。这都是在人类进化史的哪些阶段开始形成,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一定是很久以前,比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时还早得多。自吉尔伽美什求教宁桑以后,人类累积了大量解释梦的文献,不但证明人类对于梦的好奇兴趣从未稍减,也显示从古到今解释梦的方式是相当连贯的。
1、梦是超自然的力量——如神祗或恶魔——引起的
做梦的人应当明白梦是神鬼给的讯息,神祇引起的梦是“好”梦,要指点我们行事的方向;恶魔引起的是“恶”梦,是来伤害我们的。释梦者的任务是要分辨梦的善恶与“真”或“假”。有趣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幼童至今依然相信梦是来自“外界”或上帝,要等到受了教导以后才会改观。
2、梦是睡眠中灵魂出窍的实有经历
这种遨游很重要,却有潜在的危险,对做梦者的命运会有深远影响。人在梦中可以做或看见平时做不到、看不见的事,危险的是,如果梦未结束人就醒过来,灵魂可能来不及回家,以致做梦者神智错乱。释梦者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明白灵魂经历丁些什么,必要时得找到游荡的灵魂使之复位。西方文化虽然早已推翻这种论点,现在仍有人表示梦中有“出窍”的经验:有的人还会遇上灵魂无法“回”到身体里的问题,也有人觉得是灵魂不想回去。
3、梦是自然现象,是睡眠时的正常心智活动
赞同这个论点的人对于梦是否有意义或能否加以解读,却意见不一。
以上三者的前二者都有极久远而神圣化的起源。第三者只在两种文化中被人们接受,而且为期不长:一是公元前300 -前100年间的古希腊时期,一是19世纪的西方社会。即便民俗文化一向重视梦,尤其重视其中与巫术相涉的意涵,西方知识分子自古罗马时代就与一般民众的这种看法保持距离。18、19世纪的学界人士开始以严肃态度研究“野蛮人”之际,几乎都以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些文化普遍存在的做梦、解梦风俗。这种鄙视的态度在某些科门中持续到现在,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激起人们重新从民族志的角度审视原始解梦学,这种现象在20世纪前半期在美国尤盛。然而,由于一般习惯将观察结果硬套入精神分析的公式或划入刻板典型,难免造成扭曲。
到了1950年代,梦的民族志研究变成“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一部分。正好遇上弗洛伊德的影响力式微,跨越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走下坡,细究个别文化的局部问题渐渐占了上风。因此,20世纪大半时期的民族志的论述呼应环境决定论和教条式的行为主义,变得比以前僵化,在社会科学界当中,能幸免的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