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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干预:他们为什么自杀?

责任编辑:tspsy-流年发布于2013-07-09 15:14 浏览次

　　
　　心理导读：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 —— www.tspsy.com
　　

危机干预:他们为什么自杀?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没法过了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自杀档案2：老无所依
　　
　　求死
　　
　　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孙德勇在家陪了妻子一周，为了生活还是得外出打工。临行前李春菊还劝慰丈夫说，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让孙德勇放心去干活。
　　
　　李春菊的自杀，对孙德勇打击巨大。以前他很爱凑热闹，妻子去世之后，他不再去人多的地方，没事就自己一个人抽烟，每天晚上他也开始失眠，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我经常想起妻子，觉得对不起她，跟我辛苦了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我不应该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如果我不去打工，她就不会死。”孙德勇这么多年一直陷入在深深的自责中。
　　
　　直到2010年，孙德勇的女儿去日本打工，才把当年看病的7万多元债务全部还清，这让孙德勇稍稍感到了一丝欣慰。
　　
　　“中国自杀死亡，与社会转型变化有关，伦理道德水准下降有关。老无所养，农民外出打工，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影响巨大，很多农民自杀死亡都与这些社会变化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杀其实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贾树华说。
　　
　　自杀档案3：残酷青春
　　
　　对不起
　　
　　江梅是在男友家中院子喝百草枯自杀的，死亡时22岁。
　　
　　江梅乖巧又任性，父母很宠爱她。2008年7月31日，男友打电话，让江梅去他的家住几天。8月4日上午10点，江梅和男友闹了点矛盾，一怒之下，顺手拿起窗台上的百草枯，一口气喝下。男友赶紧把江梅送去了镇医院，后又转去了县医院。
　　
　　看着悲痛欲绝的父母，江梅十分后悔。看到哭泣的男友，江梅意识到男友是爱她的。但百草枯毒性大，医生也无能为力。知道自己没救了，她在床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说：“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对不起男友。”
　　
　　江梅停止了呼吸，“走的时候没闭上眼睛。”江梅母亲贾雪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江梅死后，贾雪玲的心脏病明显加重，容易晕症，脑供血不足，头痛严重，每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记忆力明显减退，经常丢三落四；脾气也变得容易激怒。丈夫也身患脑梗，一直在养病。如今，19岁在外打工的儿子，是这个家的惟一希望。
　　
　　贾雪玲一直在后悔，后悔当初同意女儿去男友家，后悔女儿小时候喜欢吃粘米糕，曾有一次问她要1块钱买，贾雪玲心疼钱，没有同意。她不敢让自己空下来，因为这样会想起女儿。
　　
　　女儿自杀后，贾雪玲打了男孩一巴掌。但她现在已经不恨那个男孩了，“男孩是真心喜欢梅梅的”。男孩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下床，因为这件事，远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
　　
　　自杀档案4：中年危机
　　
　　穷是一种罪
　　
　　侯世勇先是服用了70片安眠药后，又喝了农药自杀的，死亡时45岁。
　　
　　他死于2008年7月22日，自杀当天，他在家吃完饭，把剩饭放在锅台上，忘记把饭盖起来。夏天蚊蝇较多，妻子回家后，发现暴露在外的饭菜没法吃，对侯世勇破口大骂。当时他就拿起家中的农药准备喝，被一个邻居阻止，后来趁着乡亲去地里干活，第二次自杀。
　　
　　在大哥侯世才看来，弟弟是被弟媳逼死的。
　　
　　侯世勇原来是一名技工，收入高，有养老保险。2006年，侯世勇患上了脑血栓，经过两年治疗，病情好转，但记忆力和运动机能受损，不能在工厂继续工作，只好回家种水稻养家。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户家庭，都有巨大的庭院，宽大的房子。红砖瓦房，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话、热水器、卫星接收器、摩托车，一应齐全。年龄更年轻的家庭，还有电脑、宽带、上网的智能手机。
　　
　　经济收入落差让妻子心里不平衡，二哥侯世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弟媳经常对丈夫恶言相对，包括“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你怎么不喝农药自杀”之类的话。在一次吵架中，弟媳用菜刀砍了弟弟后背一刀，后来侯世勇去医院缝了7针。
　　
　　侯世金和南方周末记者谈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不停抽烟，看得出来他的压抑。
　　
　　“我对弟弟的自杀行为刚开始很生气，现在反而能够理解他，患有脑血栓，夫妻关系不和，生活不幸福的人，自杀也是一条出路。”最让大哥生气的是，弟媳在弟弟去世后不久就改嫁了。
　　
　　南方周末记者和侯世才聊天的时候，妻子一直在旁边提醒他不要多说，夫妻两人充满了戒备。
　　
　　白玉强自杀，是因为给儿子贷款买房。
　　
　　白玉强和妻子感情不好，婚后一直吵架，儿子的出生暂时挽救了这个家庭。平时他在家种地，农闲时去街上摆水果摊。
　　
　　儿子长大后进城工作，找了一个城里的对象，为了结婚，要在城里买了一套价值80多万元的楼房。白玉强东拼西凑，借了9万元付了首付。扑面而来的是每个月的还款，妻子又开始发脾气，怪白玉强没能力，赚钱太少。吵架不断升级，白玉强患上了抑郁症。
　　
　　2010年初，白玉强的母亲因病去世，这个打击让白玉强早难以承受。“儿子当时对我说，自己不想活了，要是他不在了，就请我去女儿家养老。”84岁的父亲白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4月16日早上，白玉强的妻子回娘家办事，白成很早上山干活，9点钟左右，白成回家发现儿子在暖气管上上吊自杀，死亡时52岁。
　　
　　儿子死后，儿媳妇马上搬到了城里儿子家。高大的房屋里，只剩下白成一个人，屋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凌乱的杂物随处可见，无人清洗的脏衣服堆放在床边。老人听力很弱，对有些问题很难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进行得并不顺利。提起儿子的去世，老人几度哽咽，却始终没有掉下眼泪，只是当说到自己生活遇到的困难时，他用手抹了抹眼泪。屋外的一角，是邻居送来的土豆和地瓜。
　　
　　我们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
　　
　　坦率地讲，今天的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脱贫了，如果人勤快点，搞点大棚种植，家畜养殖，其实也能过得不错，加上农闲再出门打工卖力气，再差每月也能够挣个五千，如果能够吃苦耐劳，挣到八千一万也有可能。孙惠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我越看越叹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就自杀了。
　　
　　《生死十日谈》第一个故事，婆媳为小孩子在炕上拉一坨屎争吵，媳妇娇生惯养，天天上网，不做家务，她骂了婆婆，婆婆就自杀，喝了百草枯；媳妇吓坏了，喝了点豆腐的卤水死了。这个故事刚听时根本想不通，可是你向人性深处打探，理由自然就来了，比如儿子和媳妇是80后，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进城买楼生活，可公公习惯农村，讲派场，在农村盖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觉得对不住媳妇，把她当成宝贝一样养起来了，不让她干活，结果，宠惯得太厉害了，就发生了悲剧。
　　
　　孙惠芬说，我写生死的最大动力，不是想让大家看到，农村多么落后、多么贫困，社会状况多么糟糕，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死去的人为什么死。我们常常讲，现在的人如何没有尊严，没有高贵的情感，但是我在有些自杀者身上发现了高贵的情感。虽然他们为此付出了死的代价，但当尊严闪耀光芒的时候，你不能不之震动。
　　
　　在采访他们的故事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
　　
　　（来源/南方周末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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