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周里，他咬了一个监督的手臂，这是他从来没做过的。而在家里，米格尔说，现在迈克尔的反抗方式变得更狡猾了。“他不再经常尖叫了，”他这样告诉我。“只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撒谎。”      ---心灵花园
　　
　　去年夏天的一日，安妮和她的丈夫米格尔，带上他们九岁的儿子迈克尔前往一个位于佛罗达州的小学，参加被这个家庭称之为“夏令营”的第一天。安妮和米格尔的长子是个有着鼓鼓的腮帮，宽大的眼睛和淡棕色卷发的漂亮男孩，但是多年来，他那间歇性地表现出的狂怒和极度冷漠相互交替的症状，让其父母难以理解。迈克尔这个长达八周的项目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心理学研究项目，与其说这是“夏令营”倒不如说是他们所能求助的“最后手段”。
　　
　　据他的妈妈所说，迈克尔的这个问题，是从他三岁左右开始的，那时他的弟弟阿伦刚好出生不久。她说，在那个时候迈克尔大部分只是表现得像个淘气鬼，但是很快演变为乱发脾气，并且伴随着尖叫和颤抖，怎么安慰都没用。这个不符合普通小孩的行为举止。“不是说‘我累了’或者‘我很沮丧’——这样的普通小孩会做的事情，”安妮回忆道。“他的行为真的远非如此，而且这种情况每天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不管我们怎么做。”那之后的几年中，每次当他的父母告诉他把鞋子穿上或者做其它日常小事时，比如叫他把一个玩具从客厅里拿回来，迈克尔都会尖叫。“去到哪里，呆在哪里，什么事都会让他发狂，”米格尔说。这样的狂怒行为在他的幼儿阶段后一直持续着。在八岁时，每次他的父母帮他准备好要去上学时，迈克尔仍会乱发脾气，对着墙乱锤，对着门洞乱踢。当没人看着他时，他会拿着剪刀剪烂自己的裤子或者淡定地撕扯着自己的头伏。还会将马桶座圈一遍遍地砰然甩上直到坏掉，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怒气。
　　
　　当米格尔夫妇第一次带迈克尔去看治疗专家时，他被诊断为“长子综合征”：这样表示他对新出生的弟弟的不满。夫妇俩都承认迈克尔确实对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很讨厌，不过单纯的手足之争起来并不足以充分地解释他这种不断出现的极端行为了。
　　
　　在迈克尔长到5岁的时候，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异的能力，能够在盛怒之下立刻变得冷静，这种能力让安妮感到很不安。她说道：“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见他有正常的情绪。在回顾一次与他关于布置家庭作业的争执上，她试着跟迈克尔讲道理，但是他却一个劲地又哭又叫。“我说：迈克尔，记得我们昨天做的头脑风暴吗？你只要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就可以了！”他听后仍然凄厉的尖叫着，所以我说：“迈克尔，我还以为我们做过了头脑风暴就可以避免今天这样的闹剧了呢？” 他突然停住了，然后转向我，用一种平淡的像个大人一样的语气说：“所以，你想不通是吧？”
　　
　　安和米格尔住在迈阿密南边的一个沿海小城市里，在这种地方，孩子们可以在保存完好的cul-de-sacs骑着单车跑（为了保护此物的隐私，我只引用了其中的首名或者是中间的名字）见到他们的那天早上天气灰蒙蒙的，很是炎热。安妮坐在他们家里那个宽敞的客厅的沙发上喝着一杯零度可乐，看着她的两个小儿子，6岁的阿伦和2岁的瑞克正在地毯上玩耍着。到目前为止，她说，他的两个小儿子都不会出现像迈克尔那样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书架，上面都是像《叛逆的孩子》，《暴躁的孩子》这样的书籍，”她跟我说道。“这些书每本都有着不同的策略，我们全用了，有时候好像能起效几天，但是之后又没用了。”安妮以前获得过儿童心理学学位，当过小学教师，但是她承认尽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还是感到很挫败。“我们感觉自己一直像轮子一样在团团转，”她说道。“是我们吗？是迈克尔吗？或者是我们双方的问题呢？看过的那么多医生，用过的那么多疗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的告诉我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需要做的是这些。”
　　
　　37岁的安坦率健谈，她最近开始经营一辆食物货车，我们见面的那一天，她正穿着一身佛罗里达式的工作服：耳朵戴着蓝牙耳机，手拿着iphone,穿着牛仔短裤和一件上面装饰有她做的生意的名字的绿色上衣。米格尔则更稳重一些。他之前是民航的一名飞行员，现在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房产经纪人，在家里面，他经常扮演着调停者的身份，以一个在风雨中着陆的飞行员所特有的冷静调节各种紧张的时刻。
　　
　　“开始我以为是我们的问题，”米格尔看着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吵吵闹闹的玩着一辆玩具车。“但是迈克尔太违背常理了，你按照书上的方法来做，但是他仍然随心所欲。在公共场所还要想着对付他是在太累了，所以我们干脆减少了社交生活。
　　
　　在过去的六年里，米格尔夫妇总共带他看了八个不同的治疗专家，得出一大箩筐的诊断结果。“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医生而他们也告诉我们太多不同的东西了，”安说道。“哦，这是注意缺陷障碍.——哦，这不是，而是抑郁症——也可能不是。你可以打开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并随机指向一项，就有可能是他患病的原因所在，他有强迫症的症状。他有感觉统合失调症的症状。没人知道哪一个是主导因素，从而能对症下药，这是最令人沮丧的”。
　　
　　之后在去年春季，一个给迈克尔做治疗的心理学家向他的父母推荐了一名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研究员——
　　
　　丹.沃斯不施。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后，安和米格尔被告知了另外一种诊断：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在过去的十年里，Waschbusch一直在研究冷漠-非情绪性特质的孩子们——既那些表现出有明显的缺乏关爱，懊悔和同情等情感的孩子们——同时被认为长大后有可能变为精神使用者。为了对迈克尔做出评估，沃斯布施采用了心理测验和教师-家庭等级评估结合相的方法，其中包括使用“冷漠-非情绪性”特质具体表现表、儿童精神病量表和一套修改版的反社会过程的筛选设备——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来测量与成人精神病密切相关的冷漠-非情绪性和掠夺性行为的（“反社会患者”和“精神病患者”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一名研究助理与迈克尔的父母和老师进行了面谈，了解到他在家里和学校里的行为表现。当所有的报告制成表后，其中显示迈克尔的测试数值几乎与一般的“冷漠-非情绪性”行为的数值存在两个标准差，这说明他属于该测试值的极端了，情况非常严重。
　　
　　在当下，对于儿童精神病是没有一种标准测试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者相信精神疾病，比如孤独症，是一种特定的神经系统疾病——可以在小至5岁的儿童身上鉴别出来。诊断这种病关键要看有无冷漠-非情绪性特质，这是大部分研究者现在都相信可以用来区分幼年精神病患者和普通行为失常患者的特征，后者同样冲动，难以控制并表现出敌意和暴力行为。根据一些研究，大概有三人之一的带有严重行为问题的儿童——比如像迈克尔一样表现出积极反抗行为的——的儿童的冷漠-非清醒的特征值是超出正常水平的。（自恋和易冲动是成人精神病诊断标准的一部分，但是却很难适用于儿童，因为有些儿童天生就是自恋和易冲动的）。
　　
　　在一些孩子当中，冷漠-非情绪性特质表现的是比较明显的。保罗.弗里克是新奥尔良大学的一名心理学者，从事儿童精神病风险因素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讲了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用刀把他们家的猫的尾巴一点一点地切掉，连续这样几个星期。这个男孩对于这种持续的截肢行为感到很骄傲，但他的父母最初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非常的坦然，”弗里克回想着说。“他说：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时我是在做实验，我想看看这只猫会有怎样的反应。
　　
　　还有另一个着名的案例，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一名叫杰弗瑞.贝雷的九岁男孩把一个学步年龄的小孩推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当这个小男孩挣扎着沉到水底的时候，贝雷则拉了个椅子坐着看。后来当警察问话时，贝雷解释道因为他很好奇人们溺水的样子。当他被带往拘留所时，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有牢狱之灾等着他，反而因为成为众人的焦点而开心不已。
　　
　　但是对于很多的孩子，这种特质是很微弱的。冷漠-非情绪性的孩子往往有着极强的操纵欲，弗里克解释道。他们也经常撒谎——并不只是为了像其他孩子一样是为了逃避惩罚，而是为了任何理由后者没有理由。“大部分的孩子，如果被抓到在吃晚饭前偷偷从罐子里拿饼干，都会闲得很惭愧，”弗里克说道。“他们想要饼干，但是他们又觉得不好。即使是患有严重注意力缺乏过度活跃紊乱症的孩子也会这样觉得：他们可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当意识到他们的妈妈会对他们发飙时仍然会觉得这样不好。”而带有冷漠-非情绪性特质的孩子则不觉得后悔。“他们不会在意有人会对他们发飙，”弗里克说。“他们不会在意伤害了别人的感受。”就像成人精神病患一样，他们看起来缺少人性。“如果他们没有做任何残忍的事情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往往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弗里克这样评论。“但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会做，只要那有用。”
　　
　　关于小孩子可能有成为精神病患的倾向这种说法在心理学者中依旧是有争议的。劳伦斯.斯坦伯格是天普大学的一名心理学者，她争论说精神病就像其他人格缺陷一样，想要在孩童甚至是青少年时期就能精确诊断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既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在发育，也是因为这个年纪的正常行为都有可能被曲解为心理变态。其他的心理学者担心的是，即使这样一种病可以被准确诊断出来，那确诊一个孩子是精神病患的社会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这种病症在历史上是被认为无药可治的）。约翰.伊丹斯是德克萨斯A&M大学的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他对于花钱在鉴定儿童有患精神病风险的研究上发出了警告。“这不像孤独症，孩子和父母还能寻找帮助，”伊丹斯说。“即使确诊了，也是一个毁灭性的诊断。没有人会同情一个精神病患的母亲。”
　　
　　Mark.Dadds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名心理学者，从事反社会行为儿童的研究，他承认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一个5岁的孩子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但是，他说，忽视这些特质不管它可能会更糟糕。“研究表明这种特质的存在如果可以在小孩身上鉴定到的话，那么它将是很明显的。最近有项研究是让孩子们做一项年轻版的精神病测试试卷，而那些获得高分的青少年儿童的大脑内部组织结构与常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着重大的区别的。这项研究透漏了一个迹象，那就是这种精神病的特质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另外一项研究是追踪3000个儿童超过25年的心理发展历程，其中发现儿童精神病的迹象可以在其小至3岁的时候就能发现。有小部分的心理学家比如他们当中的戴兹和沃斯布施都说及早面对这些问题将可能找出帮助这些孩子改变这种趋势的机会，而且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者都这样认为。研究者希望，比如，冷漠-非情绪性特质的儿童大脑中控制感情能力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功能也许是存在的，只是比较微弱而已，并且可以被加强。
　　
　　如果能成功医治精神病患者，那么它的造益是非常大的。科学家预测，现今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大约占了总人口的1%，大概是占了犯罪服刑人员的15%到25%，他们制造了大量的暴力犯罪和谋杀事件，和所占人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近一个叫肯特.契尔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做出了一个估算，他估计每年花在精神病患者身上的钱就达到了4600亿美元，大概是经济萧条期的10倍，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精神病患屡次被捕（而花费在非暴力精神病患者上的社会成本则可能更高。罗伯特.黑尔是《穿着西装的蛇》这本书的合着人，在里面他描述了在一些金融家和生意人中有心理变态的迹象，并怀疑伯尼.马德夫就位于这个行列中）。有改善的可能性是使诊断不能下定论的一个因素，也是对患有精神病的儿童要采取治疗而非监禁的原因。那些修女们曾经说过：“因为足够年轻，所以他们还可以改变”，戴兹评论说“你得希望那是真的。不然，我们要怎样接受这些，怪物呢。”
　　
　　我第一次看见迈克尔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害羞，不过却表现的很好。当他的弟弟艾伦把一个塑料袋顶在头上在屋子里跑的时候，他却冷淡冷冷地走进房间，然后蜷缩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将脸埋在坐垫上。“可以过来问声好吗？”安妮问他。他看向我，然后雀跃的跳起来。“当然可以！”说着跑过来抱着安妮。
　　
　　当因为因为在厨房排球而受到训斥时，他像其他任何九岁的孩子一样转溜着眼睛，然后听话地走出去。几分钟后，他回到屋里，这时杰克正在一辆坐骑式的滑板车一上一下的踩着，迈克尔便走到他面前，做着各种搞笑的动作逗弄着他玩。当脚踏车滑板车翻倒了，迈克尔戏剧性地喘着气跑向他的弟弟问道：“杰克，你还好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着担忧。他一边热心地揉着他的小弟弟的头发，一边对我扬起一个迷人的微笑。
　　
　　如果这种手足之情是伪装出来的，那么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的，因为这并非发自于内心。但是，迈克尔的行为渐渐的开始变样了。当在他们家的楼上的电脑旁等着看神奇宝贝的视频时，他转过头对着我，清脆的说：“就像你看见的那样，我其实并不喜欢艾伦的。当我问他那是否是真心话时，他说：“不错，是真的”，然后闷闷的补了一句：“我讨厌他。”
　　
　　迈克尔朝下憋了一眼，发现我把数码磁带录音机放在桌上，就问道：“你都录了我们谈的吗？”我说是的。他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看视频。这时从别的房间里传来的突如其来的声音使得视线转向那个方向，迈克尔利用这个机会抓起录音机并按上删除键（沃斯布施后来评论道这样一种有计划的报复行为在九岁的儿童当中是不同寻常的，一般这种年龄的孩子会立刻想得到录音机或者只是抱怨和咒骂几句。）
　　
　　对于详细观察安妮和米格尔身上有无造成迈克尔怪异行为的不良因素，是件很不错的事。但这个家庭在某些事情上面是非常正常的。那天下午看着安妮在管教她的两个小儿子时，我发现她粗鲁又严肃。当艾伦开始在客厅里绕着圈跑然后撞进沙发坐垫上时，她严厉地说：“艾伦，停下。”（他停下了）
　　
　　当杰克和阿伦吵闹着抢着一个玩具时，她和很多父母一样，忍着怒气对这个争吵做出仲裁。“就让他先玩5分钟吧，阿伦，然后再轮到你。”另外当安妮的教养策略变得管教策略变得棘手时，她惯用生硬和严格的方式。而米格尔则会用和蔼仁慈的方式——静静的聆听，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方式有点过于乐观了。
　　
　　事实看来确实如此。随着夜晚的降临，迈克尔的行为变得更加暴力了。有件事，当迈克尔在楼下时，杰克笨拙地爬上电脑旁的椅子上，无意中重开了迈克尔的神奇宝贝视频节目。艾伦格格地笑了，甚至是米格尔也慈爱的微笑着。但是好景不长，当米格尔听到迈克尔在上楼时，他叫了一声：“呃，糟了！”然后迅速将杰克撤离椅子。
　　
　　是他动作不够快。看见视频开着，迈克尔立刻哭叫出来，然后扫视了整个房间寻找那个作俑人。眼光落在艾伦身上时，他抓起一把木质椅子，举到头上，好像要施暴一样，但是却停了片刻，这让米格尔有机会将椅子夺走。迈克尔尖叫着跑向浴室并开始一次又一次的猛烈甩着马桶座圈。当他爸爸将他拉出来想安置他去睡觉时，迈克尔可怜地啜泣着：“爸爸！爸爸！为什么这样对我？”当米格尔将他抱回自己的房间时，他乞求道：“不，爸爸！比起妈妈我更爱你的！”接下来一个小时，迈克尔的爸爸都在试着安抚他，但是他却又哭又闹。走出迈克尔的房间来到大厅里，米格尔向我致歉，并补充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糟糕的夜晚”。
　　
　　“你所看到的就是迈克尔的老样子，”他继续说道。“他整天都是那样，踢踢打打，猛摔那个马桶座圈。”但是他也提到是艾伦激怒了迈克尔，有一点是老爱弄他哭。“他老爱有机会就惹他，”米格尔说道。
　　
　　这时迈克尔的声音从他房里传出来：“他知道激怒我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会揍他的。”
　　
　　米格尔：“不，你不会的。”
　　
　　迈克尔：“我会找你的，阿伦。”
　　
　　一个小时后，这些孩子们都终于睡觉了。米格尔和我围着餐桌坐着，他说，在成长期间我也曾经是一个问题小孩——虽然不像迈克尔这么棘手。“很多的家长不肯让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因为觉得我是疯子，”他说着，闭上眼睛陷入回忆中。“我不听大人的话，总是闯祸，成绩很糟糕。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会听到他们用西班牙语说：“嘿，那个疯子来啦。”
　　
　　据米格尔所说，这种不合群的行为一直到他青少年的后期才慢慢消失，他觉得那是他长大的一个“转折点”。当我问他是什么改变了他时，他一脸不确定，“因为你学会了怎样平复心情，”他最后这样说。“自然而然的，你学会了处理各种情况，懂得控制自己。”
　　
　　米格尔的成长轨迹能否带给迈克尔一些希望呢，安妮对此仍然很是怀疑。回想起当天晚上早些时候迈克尔亲热地拥抱了她，她一个劲的摇头。“十分钟内抱了我两次？”她说道。“两个星期都没被抱过我两次！”她怀疑是迈克尔是在用糊弄治疗师的办法在糊弄我：在治疗的时候假装表现得很好，让治疗师认为他有进步。“米格尔认为迈克尔正在慢慢成长，慢慢成熟，”她说道。“我不想这么说，但是我认为他越来越会糊弄人了”她顿了一下。“他知道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天早上，我在沃斯布施的暑气治疗项目基地与他见面，这里是一个挤在佛罗里达西北角的一所很小的小学。在对精神病的研究感兴趣之前，沃斯布施是专门从事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研究的，而且在过去的八个夏天里一直在帮助经营一个夏令营形式的严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治疗项目。去年，他首次在这个夏令营中加入一个独立的项目，为了研究冷漠-非情绪性这种病和患有这种病的孩子，这些孩子共有十二个，年龄都在8至11岁之间，迈克尔就是他最早的转诊病人之一。
　　
　　沃斯布施的研究是最先寻找对C.U.儿童的治疗项目之一。在对成人精神病患做这种治疗实验，研究者已了解到奖励的效果远胜于惩罚的效果；沃斯布施希望能通过测试证明这对于儿童的治疗也见效。但是过程非常艰难。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只是表现出具有精神分裂和难以控制，而冷漠-非情绪性特质的孩子则非常具有破坏能力——尖叫，翻倒书桌，在教室乱跑——沃斯布施称之为“无可救药”。
　　
　　“我们一些孩子会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会去爬围栏想翻到别的地方去，还有的一天必须强制性管制很多次，”当我们走在通往学校操场的路上时，沃斯布施这样说道。“我们真的被打败了。”他神色认真，带着一丝烦乱，顶着一头铁灰色的，剪得有点参差不齐的短发，看上去出奇地兴奋——尽管仍然十分警惕。当带着我走过主校道时，他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我们经过的教室，好像是要确认会不会有孩子突然跳出来一样。在这个研究中，每两个孩子配置一个监督老师，但是沃斯布施说，孩子们很快就认识到要是一起闹腾老师也没辙。一个孩子在某个时刻叫出暗号，大家就一齐跑开。
　　
　　“最让我不解的是这些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操纵性，”他惊奇地摇着头说道。“他们不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一样只是冲动行事，也不像行为障碍儿童一样喜欢这样说：“去你的！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就是跟你唱反调。”这些冷漠-非情绪性特质的孩子能够很小心地遵守规则，但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
　　
　　在我们的谈话间，沃斯布施将我带至学校的户外篮球场，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心组织的防卫赛。一开始，比赛看起来似乎是正常进行的。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站着，隔着中间的人的头顶把球传给了另一个人，而监督老师则不断的做出反馈——表扬他们的用心和运动精神，并且将发生的任何异常表现详细记录下来。在一次传球中，一个球飞开了，这时一个结实，剪着参差不齐的短发的男孩给了那个接球的伙伴一个阴郁的眼神。“那种仇视——是你在正常的孩子中不会看到的，”沃斯布施说。“这些孩子是很容易愤怒并行为失常的，同样他们的妒忌心也很强烈，假如一个孩子从另一个孩子那里赢得一分，那个输球的孩子会非常生气，并且会持续好几天。”
　　
　　我在迈克尔身上也观察到同样强烈的愤怒。一天晚上，当迈克尔在看宠物小精灵时，艾伦爬上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嘴里叼着战斗陀螺的发动器带状末端晃来晃去。迈克尔厌恶的看着他，然后淡定地转回去对着他的电脑。30秒过去了。突然，他转身猛地夺过那条带子，将这个发动器它用力仍到房间另一头。
　　
　　但是，在这个夏令营项目中，迈克尔并没有表现出很多的暴力倾向，而更多的是郁郁寡欢。他穿着红色的短裤，头上戴着蓝色的棒球帽，在游戏中表现相当不错，但对于接下来的群体评估却表现出很不耐烦。当一个监督老师在记录分数时，他则躺在草地上，玩着从身上的T恤衫抽出线头。
　　
　　这个夏季项目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周了，大部份的孩子都显示出有进步的迹象。有一些孩子，中包括迈克尔情况却更加糟糕；有一个甚至开始会张口咬那些监督老师。在项目一开始时,沃斯布施就记录到，迈克尔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他有时会跳到他的书桌上或者绕着教室乱跑，不过却很少需要花很大力气来劝他住手，就像对待那些最疯狂的孩子中一样。但是之后却变本加厉，情况越来越糟糕——沃斯布施认为，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迈克尔想尝试着加深他在一个女孩心中的印象，我把她叫做L（为了保密，名字只取她名字的首写字母）
　　
　　L.是一个迷人而又反复无常的女孩，她很快找到了能让不同的男孩们相互出丑的方法。“女孩子的一些处理方法是很经典的，”沃斯布施这样说道，这时孩子们正在里面集结。“她做了多少事情，还有做事情的准确性是空前绝后的。”举个例子，她曾经将一大批小玩具偷偷带到营中，沃斯布施告诉我，然后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那些不听她话的孩子，这种策略对于迈克尔好像特别凑效，他经常会在被关禁时大呼她她的名字。
　　
　　根据沃斯布施所说的，L的算计行为是过度活跃障碍而非精神病人的冷漠-非情绪性障碍。“这种孩子行为非常冲动，”在我们跟着孩子们走进去的时候他这样补充道。“有一种理论是说他们的威胁刺激系统过度活跃。他们很容易恼怒和感到恐惧。”而冷血型和冷漠-非情绪性儿童却恰恰相反，虽然也会表现出冲动性，但是他们的行为错乱似乎是有意的。“不像那些坐不住孩子，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当被激怒时可能表现地很愤怒，也可以表现的很冷静的人。他们这种态度其实是“让我们走着瞧吧，看我怎么反败为胜吧，不管这会伤害到谁。”、
　　
　　研究者把这种冷血的行为与低水平皮质醇和扁桃体的非正常工作联系起来，扁桃体是大脑的一部分，能对恐惧和其它反感的社会情绪，如羞愧，做出处理。这种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情绪的欲望，是刺激小孩子行为表现的一部分原因，沃斯布施说明道。“一般来讲，当一个两岁的孩子将他的小妹妹推倒并让她哭了，他的父母会责骂他，那种反应会让这个孩子感到不舒服，”沃斯布施继续说道。“这种不舒服感让孩子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冷漠-非情绪性的孩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会因此而不舒服。所以他们没办法因为受到惩罚或者伤害一些人的经验中让这种相同的厌恶情绪功能得到发展。
　　
　　沃斯布施引用了一个研究，里面将一些人23岁的犯罪记录与他们3岁时对不愉快的刺激的敏感度作比较。在那个研究中，这些三岁的孩子们听了一个单音，然后让他们听一个猛烈地短促爆炸性而令人烦躁白噪音。尽管所有的孩子都增强了他们对噪音爆发的预期能力，但是在前面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大部分最后成为罪犯的小孩子们并没有表现出具有同样的厌恶的痕迹——像紧张或出汗。
　　
　　为了证明有关冷漠-非情绪性的孩子可能对奖罚的态度比一般小孩的反应要少，沃斯布施制定了一个制度，在里面孩子们表现的好则加分，不好则扣分。接着他把这个系统调整为几个星期之内所有的奖惩都会被放大。在每个星期结束时，孩子们会根据得到的分数选择礼品，沃斯布施和他的监督老师们跟踪了每个孩子的行为——包括行为次数，脾气爆发的严重性以及所有表现好的例子——然后把结果记录在一个觅名数据集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只有十二个孩子参加，所以沃斯布施承认到，与其说这是一次基于大量数据的实验，还不如说是一系列的案例分析。不过，他希望这些数据能为尝试对冷漠-非情绪性儿童做出治疗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起出发点。
　　
　　“真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操作自己的行为的，”沃斯布施说，跟着教室里的孩子们排着参差不齐的队伍。即使是现在，他指出，还没有有效方法对冷漠-非情绪性的孩子会对治疗会有不同反应的这种说法进行检验。“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他承认道。“人们很担心将这些患病的孩子贴上标签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识别这些孩子，至少我们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谈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说：“而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可能将找不到其他机会了。”
　　
　　在到那里的第二天早上，沃斯布施邀请我一同看了一段在其中一个项目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拍摄的录像。录像里是一个房间，房间里堆满了多余的椅子，还有一个装有滚轴的小型电视机。William Pelham是佛罗里达国际心理学协会的主席，他停在那里向我们问好。“丹要去阻止下一个泰德.邦迪（一个连环杀人犯）了，”他兴奋地告诉我。
　　
　　沃斯布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随着相机的镜头的移动，我们看到迈克尔正推挤他的书桌，然后整个人带着椅子向后仰，坐立难安。“迈克尔，你不在状态哦，”一个监督轻声责问道。“好吧！”迈克尔生气说。在他旁边，一个带着眼睛的小男孩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铅笔扔掉又捡起来，结果也惹来一顿责骂，之后就开始假装咀嚼自己的手臂。
　　
　　午饭过后，情况更加糟糕了。在上课期间，L朝着另一个女孩丢橡皮擦，但是却丢到了一个瘦小的，留着黑发的男孩，他坐在椅子上迅速带着椅子往后撤，速度极快，撞到了坐在他后面的学生的书桌上。看着L追着那个小男孩满教室跑，沃斯布施不再认为她只是纯粹的失控的。“这是计划好的，”他严肃地说，“她再清楚不过自己在做什么了。”当一个监督要求L坐下时，她就回到自己座位上开始画画，并持续了两分钟，这让她得到了10分的奖励。“就在这里了，这就是不同之处了，”沃斯布施边说边指着屏幕。“如果这只是纯粹的冲动的话，那么她早就已经起来又绕着教室跑了。”
　　
　　沃斯布施指出，和这些严重心理失常的孩子们一起共事，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很难分辨出他们行为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冷漠-非情绪性的儿童，他这样说道，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一个混合体，包括冲动性，侵犯性，可控性和反抗性——而这些因素经常是相互重叠相伴发生的。“像迈克尔这样的孩子每一分钟表现都不一样，”沃斯布施说道。“所以我们难道要把这些冲动的部分归结为注意缺陷多动症，而剩下的那些归结为冷漠-非情绪性吗？或者我们要说因为他的行为波动不定，所以认为他患有躁郁症吗？如果一个孩子不能集中注意力，那不能是反应了一种反抗的行为吗？可以是因为你不想注意所以不注意，或者因为心情不好或者不能鼓起力气来做这件事所以不注意。
　　
　　除了改善检测儿童是否患有CU的心理测量， 沃斯布施也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有的CU儿童长大后会变成严重的精神病人而有的却不会。成人精神病人脑部中的磁共振成像已经显示出与常人重大的解剖学差异：大脑皮层膝下区域更小，部分的边缘系统和与感情和社会价值相关的大脑区域密度要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对于道德决策却非常活跃。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一个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詹姆斯.布莱尔所研究，眼窝前额皮质层和尾状部分这些地方中的两个部分对于增加积极的产物和抑制消极产物是至关重要的地方。而在CU儿童大脑内部，布莱尔说道，他们的连接可能是有缺陷的，里面的消极反馈并不是按照正常的大脑那样来进行的。
　　
　　而这些差异，研究人员说，最有可能就来自于遗传。有一个研究统计出CU的特性80%来自遗传。当劳.里南是普渡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初期精神病患”，他说这些差异可能最终会一起产生出具有成人精神病人特征的不同寻常的高智商而又冷漠混合体。“跟我莱纳姆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道：“问题不是‘为什么一些人会做坏事’？”，“而是‘为什么更多的人不做坏事呢？’”,而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抑制住了。比如说，我们会担心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有同情心。或者我们会担心别人不喜欢我们，或者担心被捕。当你开始把抑制因素拿开时，我想那时你就变成精神病人了。
　　
　　尽管遗传到精神病因素的几率很高，莱纳姆指出，它并不比焦虑和沮丧的遗传几率还高，这两种因素同样有着很大的基因风险因素，但是却仍然被证明可以被治愈。沃斯布施对这个说法表示赞同，“在我看来，这些孩子需要接受强制介入治疗才能将他们变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治疗方法才有它的用武之地。但是对于认为由于精神病是基因决定所以无法治疗这种说法——他则摇了摇头说：”那是不确切的说法。人们对于精神病人总有一种曲解，认为他们就是最难对付的惯犯。我所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孩子都叫做“潜在精神病患”的话，人们就会对他们下一个定论：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特性，是一种永恒的特性。我不相信这样，生理已然不等于命中注定。
　　
　　在二十世纪年七十年代，一个叫做李.罗宾的精神病学研究员主导了一系列对患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的研究，一直跟踪到他们长大成人。那些研究揭示了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几乎每一个成人精神病患者在儿童时期都有深深的反社会倾向。第二就是在儿童时在反社会特性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小孩中有几乎50%长大后并没有变成精神病人。换句话说，就是早做评估是必要的，但是评估结果并不足以预测一个人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暴力罪犯。
　　
　　正是这个缺口给了研究员希望。如果说一种遗传素质对于患精神病是一个风险因素，按照逻辑来讲，那么风险可以受到环境影响而降低——正如改善饮食可以用来降低先天性心脏病的患病风险一样。有很多的心理学家，像弗里克和莱纳姆一样，对于精神病人着名的“无药可治”的本性表示质疑，认为这可能是被夸大其词了，只是一种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治疗策略的产物。研究者现在正仔细地试图区分从孩子身上观察到感情冷漠的特质和承认身上已发展成熟的精神变态特质，这种精神病同其他大多数的心理障碍一样，拖得越久就越难治疗。
　　
　　尽管如次，弗里克承认道现在还不清楚怎样能最好的进行介入治疗。“在你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你需要几十年的基础研究去得出这些孩子是怎样的，会有怎样的反应，”他说。“那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但是要想找到真正的方法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还有下面这些其他的挑战。因为精神病人遗传性很强，里南说，一个情感冷漠或者麻木的小孩大部分时候会有一方家长也这样。并且因为父母并不一定对行为残酷的孩子有足够的重视，所以那些孩子往往被惩罚的多而受教育少，从而形成一种莱纳姆称之为“一个自我应用的预言”。
　　
　　“现在关键是家长停止了尝试，”莱纳姆说。“很多的培训是关于让这些孩子的父母重新进行尝试，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试过全部方法了却毫无用处。”
　　
　　安妮向我坦言这正是是她经历。“说的吓人一点，事实上作为一个母亲，你和你的孩子之间一样竖起了一面墙。就像在军队中一样，每天都要面对密集的火力攻击。你不得不将自己变得像钢一样冷酷，才能挡住心中那些对孩子的负面情绪的爆发与厌恶。
　　
　　当我问她是否担心迈克尔的行为会对他的弟弟-艾伦造成心理影响，特别是他看起来很崇拜迈克尔。她好像对我这个想法感到惊奇。然后她就告诉我在前一个星期，艾伦跑到一个朋友的家里，离他们家有英里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当然担心死了，”她慌忙补充道。“但是阿伦对不自己很有自信。
　　
　　安妮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人，她说，特别是对迈克尔，她总是担心如果不这样他会彻底失去控制。她提及一段使她恐慌的“犯罪心理”剧情，里面一对夫妇的小儿子会被他们的大儿子所杀。“在这个剧情里面，那个大儿子没有表现出任何忏悔。他只是说‘他活该，因为他弄坏了我的飞机’。当我看完那个剧情后，我说：“我的天啊，我可不希望我的生命里面遇到这种事情。”她尴尬的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说：“我经常时说过迈克尔长大后要不就成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要不就成为一个连环杀人魔。
　　
　　当听到其他父母可能对她讲的这件事情感到震惊时，安妮叹了口气，沉默了片刻。“对于这个我只能说只有当他们亲身体验过我的经历时才能再做判断，”最后她这样说。“因为，你知道的，这对我也造成了伤害。在抚养迈克尔的途中并不是有很多的幸福和欢乐。”
　　
　　CU儿童的行为可能是可以改善的，但是那些已经存在的神经系统缺陷能否有可能得到修复就没那么清楚了，比如缺乏同情心。在一个常被引用到的研究中，一个曾将暴力罪犯的在犯率减半的治疗小组却提高了心理变态者的犯罪成功率，因为这些人从他们的治疗中学会了假装后悔和反省。最近有一片相关报道推测，利用利他林来治疗反社会儿童是存在危险的，因为药物抑制了他们的冲动性行为，这有可能会让他们筹划出更加残忍和不易察觉的报复。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员马克.达得斯发现CU儿童会随着成长而发展出一种对人们的感觉假装有兴趣的能力。达得斯说：“他们没有情绪上的情感，但是却有认知上的情感；他们可以说出别人的感受，只是自己并不在意并没有感觉而已。”当安妮在担心迈克尔可能已经开始蒙骗他的治疗师——通过假装自己有情绪来取的高分时，她知道的可能比她自己以为的还多。
　　
　　但是，大部分研究CU儿童的研究者都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用对了方法不仅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而且还能教会他们一种理性道德，这并不是在捕风捉影。“假如一个人没有可以能进行情绪处理的物理条件，那么你不可能教会他，”唐纳德.莱纳姆这样评论。“这可能就像患了糖尿病一样：你永远都不能治愈它。但是如果你认为成功的概念是这些孩子不可能会变成暴力分子而最终入狱的话，那么我想这时治疗就生效了。
　　
　　弗里克很乐意将这个问题研究的更透彻些。如果治疗能及早施行的话，他说， 通过教给他们从鉴别情绪（C.U儿童通常很难察觉别人的恐惧）到基本的金科玉律这样的治疗，那么就很有可能重塑大脑，从而让C.U.儿童都能有更强的同情心。现在还没人将这个疗法用在CU儿童身上测试过，但是弗里克指出，在一个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得出来自父母的温暖和宠溺的爱似乎可以减少CU儿童冷漠性，即使是一开始对这种亲密表示抗拒的儿童。
　　
　　截止到一月份，沃斯布施的奖励和惩罚方法的分析还没显示出一致性—可能这个研究小组太小的原因。在这个夏天，他计划把这个项目从一组扩展到四组，每个小组都会将CU儿童和行为紊乱儿童各分成一组。沃斯布施希望通过对比这两组，能够对他们对治疗的不同反应做出评估。
　　
　　至于迈克尔来讲，很难说这次的项目治疗对他起到什么帮助。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周里，他咬了一个监督的手臂，这是他从来没做过的。而在家里，米格尔说，现在迈克尔的反抗方式变得更狡猾了。“他不再经常尖叫了，”他这样告诉我。“只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撒谎。”
　　
　　米格尔说他仍然希望迈克尔的成长将会沿着自己的道路来走。“有时当迈克尔做了一些事情时，我很清楚他的原因，”他边说边耸了一下肩。“因为我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同时，他也会尽可能的给迈克尔提出建议。“我试着告诉他：在生活中总有很多其他人的存在，其让人也有其他人的想法和想做的事。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也得去与他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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