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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讯:中西方医学的融合与复兴

责任编辑:tspsy-张茵发布于2017-06-28 10:00 浏览次

　　心理导读：在西方，自然医学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产生、演变与发展，一直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古希腊文化，从两河文化、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中吸收了大量的医学哲学与方法，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大陆，它一直担负着主流医学的历史使命，其情形，与传统中医在中华文明中的巨大作用非常相似。 ---www.tspsy.com

心理资讯:中西方医学的融合与复兴

　　一、东西方自然医学的复兴与融合

　　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许多有着数世纪历史的医疗保健传统已经部分或全部被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医疗模式所取代。在这种模式下，使用有毒副作用的化学合成物已成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在20世纪，由于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营养状况的改善以及抗生素的使用，传染病的平均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同时，慢性病（包括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却在迅速增长。

　　慢性病的增长有时被归因于人们寿命的延长。北美和欧洲的研究表明，民众寿命的延长主要是因为营养和卫生状况的改善，还有吸烟率的降低。预计到2020年，因慢性病死亡的人数比例将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75%。有人提出，如今人们更多死于癌症是因为寿命的延长，而非死于分娩过程或幼年时感染的传染病。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死于癌症者愈发年轻化，其中小儿癌症的死亡率已达历史顶峰。慢性病有了新的致病因素：空气与水质的污染、土壤中农药和工业金属残留的堆积、食物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滥用，以及日益增长的工业与居家电器污染等。

　　在西方，自然医学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产生、演变与发展，一直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古希腊文化，从两河文化、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中吸收了大量的医学哲学与方法，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大陆，它一直担负着主流医学的历史使命，其情形，与传统中医在中华文明中的巨大作用非常相似。在过去的100年中，由于科技在医疗中的作用被过分夸大，科学主义甚嚣尘上，自然医学被边缘化。当今，自然医学在西方国家亦称为“另类医学”或“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认可，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满于常规西药所带来的危害，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民众对自然医学愈发感兴趣。在西方国家，35~60岁的人群对待年龄增长的态度与先辈们截然不同。他们注重运动，对生活保持着一种健康、年轻的态度。即使年龄增长，他们仍会参与一定强度的体力活动。这一人群不排斥在使用常规现代医疗的同时，也会积极地采用自然医药和康疗手段，甚至将其作为主要的医疗保健方式。近几年，一些西方优秀的养生或养老机构在中国落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积极主动的健康生活方式植入养生或养老社区，极大地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健康寿命与生活品质，使预防医学得以贯彻，康复医学得以实践。但在面对疾病的治疗时，多数养生社区和普通医疗机构仍然过度依赖常规生物医学，长期忽略了以传统中医、阿育吠陀医学（aryuveda）、和疗医学（homeopathic medicine）等为代表的自然医学（或替代疗法）的广阔空间。

　　据调查，66%以上的美国人用过至少一种自然或替代疗法，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数值则更高。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癌症病人寻求自然疗法而拒绝选用传统放疗、化疗。许多选择自然医药的人们并非出于对常规医疗的不满，而是因为这些自然康疗理念和手段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信念以及对健康和生命的哲学观念。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近3/4会选择某种自然疗法，例如针灸和草药。在德国任何城市的药店中，都有众多的非处方和疗药物供患者选择。那些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其中65%会认为其选择自然疗法具有预防或积极的治疗作用，他们也批评常规西方生物医药学很少重视心理及情绪因素在疾病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有些人选择自然医学则是出于关乎生死的现实需求。大约2/3的癌症病人用过至少一种替代疗法来帮助治疗癌症。美国已与癌症抗争了数十年，依然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进展。癌症研究陷入了学术泥潭，它只认可疗效非常有限的细胞系研究，这一方法使用的是毒性化合物，这些药物对成千上万处于生命晚期的绝望患者的免疫力会产生摧毁性的作用。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关全身癌细胞转移方面的研究，转移是癌症最为致命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怀疑和拒绝常规癌症治疗所带来的折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亲人们所遭受的痛苦以及令人失望的结果。这其中不乏有许多接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人们，他们比一般病人对医疗现状了解得更为深入。但可怕的是，医生们质疑常规疗法是不被允许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若采用化疗、放疗或手术以外的癌症治疗方法，将会是一项重罪。

　　在其他国家，癌症的替代疗法更容易被接受，常有美国患者前往德国、瑞士、墨西哥，甚至东亚去寻求替代疗法。其中许多人并非像主流媒体描述的那样，是一群无知而轻易受骗的绝望者，不顾一切地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教育水平较高，对自己的疾病做过详尽的研究，想把治疗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官员或其家人就曾前往德国接受替代医疗。大部分选择替代疗法的人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这或许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他们需要一条正确的道路。

　　现代医学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制药业所掌控。在美国，那些同时服用四种以上药物的人群出现的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s，简称ADRs）的案例在成倍增长，已成为第四大死因，位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艾滋病、肺炎、意外及交通事故死亡率之前。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处方药物滥用的情况。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年约有98 000例患者死于药物及手术伤害，约90 000例死于感染，而这些原本都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也考虑在内的话，医源性死亡已成为美国国民的第三大死因。英国是由政府供给医疗保健服务，估计每年在药品不良反应方面的花费为20亿英镑（约合33亿美元）。据英国医学杂志统计，只有约13%的常规药品对人体是确实有益的。

　　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0%，改革开放之前，只占据1.5%的国际药品市场份额。中国的医疗环境正在改变，政府志在为更多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在弘扬传统中医（尽管效果并不显著）的同时，努力使人们享有更加丰富的医药产品和医疗服务。医药业对于其惊人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在1978~2003年间，其年综合增长率为16.7%。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医药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医药界将会在此新型市场大举扩张，甚至不择手段，人们对媒体中报道“医者变相地沦落为制药业的代言人和推销员”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发展出一种特有的国家资助的非西药医疗体系，运用或多或少是基于传统中医理论的自然草药体系，这便是其医疗干预所致损害的代价还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目前正展开一场如何制止反复发生的患者袭医（有时导致死亡）暴力事件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同样的讨论也发生在日本，结果导致了传统本草汉方的复兴，而日本汉方在之前的500多年间一直受着经典中医的广泛影响。20世纪70年代，法国也发生过类似向自然疗法的改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和疗医学及本草疗法（phytotherapeutics）融入他们的医疗保健体系。在和疗医学的发源地德国，有数百家大、中、小型的和疗医学机构和草药制药厂家，为本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患者提供不同种类的自然疗法和药物，欧洲众多的社区药店都出售和疗药物和其他草本药物，价格极其低廉的和疗药物在美国每年居然有20亿美元的销量。以上例子表明，普及以经典中医为代表的众多自然医学，给民众以真正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限制西药的过度商业泛滥和科学神话，打破体制化医学教育（institutionalized medicine）的独霸地位，可以化解中国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

　　二、古典中医的情绪治疗

　　傅海呐（Heiner Fruehauf）出生于德国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曾与欧洲“自然疗法”运动创始人塞巴斯蒂安·耐普（Sebastian Kneipp）一同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傅教授曾求学于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汉堡大学、中国复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于199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学系博士学位。

　　他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后站进行研究学习，师从著名的中医方剂学专家邓中甲教授。他创建并一直执教于美国波特兰的美国国家自然医学院经典中医学院（School of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of National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他精通汉语，熟读中国经典，学贯中西。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与临床医学相结合，已出版多部有关中医药学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著作。

　　传统中医将人体分为不同层次，可与现代科学的标准观点相对应，这是传统中医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体中那些难以察觉的或不可见的部分在顶层，而那些解剖结构和生化物质则位于底层。意识引导能量的流动，能量的状态则决定了身体的形状、结构和动作。

　　然而，在过去的60年里，标准化的中医在其临床应用中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西方医学的模式，更注重人体的形体结构和生化层面。因此，近年来，中药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针灸和中医中其他纯能量层面的内容被逐渐忽视。那些不借助于生化干预却能够改变人体精神和能量状态的方法，本是传统中医最先考虑，也最为注重的部分。但中医的现状不仅是其历史发展的倒退，也丧失了传统中医在临床应用中最有效的部分。

　　现在很多医生发现，大部分患者的症候群通常被表述为“压力”。而在病理生理学中，情绪上的压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干扰因素，而非致病因素。这种看法与传统中医的原则正相反，传统中医一贯将情绪失衡看作一种主要的精神层面的病痛。古代中国哲学将情绪、情感作为决定人们命运的关键，同时，由于疾病的发生与人的性格有很大关联，因此也将其作为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西方医学从20世纪开始遭遇身心医学理论，唯物主义科学一直将情绪视为一种模糊的因素，其本质是难以察觉且无法量化的。其结果是现代的医生通常忽视因压力、抑郁或焦虑而引发的症状，或仅仅是开些药来医治。这种偏见影响了现今学院派中医如何看待情绪的作用。中国将当代中医的品牌名称署名为“TCM”，认为非局部的以及非结构性的症状属于中医的治疗范围，教科书中的中医理论缺乏对情感的本质及变化全面深入的论述。

　　通过查阅相关的古代文献，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传统中医一贯注重情绪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本文希望能提高人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以下所引用的文献，很多都是两千年前写的，这些文献能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城市中人们的很多疾病都是因情绪压力引起的。这一看法对当代中医临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路，而鉴于中医临床的现状，这个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适用。

　　1、身体和意识的关系

　　“在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方法中，我认为最重大的选择是对时空的选择。”

　　当代哲学家刘长霖深入分析了中医和现代科学的区别。他认为中医是以时间为导向，是一种建立在古老能量运动科学基础上的疗法。而西方医学是一种以空间为导向的疗法，是基于物质分析的现代科学。确实，现代和古代医生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如何看待物质、能量和意识的本质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所有扎根于科学唯物主义的医学均极力推崇物质。现代中医术语中将身心医学称为形神病学并非偶然，从字面上看，指的是一门阐述形体（第一位）与精神（第二位）在疾病的发生过程如何相互关联的学科。一本1991年出版的有关身心相互关系的中医启蒙读本论述道：“形与神的关系，形是第一性的，神是第二性的，先有形，后有神，神是形派生的。”在这本著作中，哲学家荀子被看作是推动唯物主义思想进步的先锋，而大部分佛教和道教关于物质的论述则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的神学理论，用宗教的神学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

　　然而，中医经典中的论述与之正相反，认为是神和气的无形力量在控制着物质。《灵枢》中提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6世纪（北齐）的哲学家、文学家刘昼对其有更为详尽的论述：“故神静而心和，心和形全；神躁而心荡，心荡则神伤，将全其形，先在理神。”

　　“精、气、神”理论（当代身体—心理—精神理论的先驱）是中医最为基础的原则之一，根据这一理论，中医诊断主要先判断气和神的状态，其治疗也是在调节气和神，即使主要目的在于调形，也会从气和神入手。早期中医著作中关于神的概念可以概括为“难以察觉的，隐形的，却控制着所有的一切”。

　　在所有主要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包括《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都提到了高水平医生（上工）的概念。按照这些经典的看法，一个杰出的治疗师是能够诊断和治疗神这一层次的疾病的。《黄帝内经》中对此有很明确的论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与之相反的是，“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因此，最高水平的医生能够发现那些平庸的医生所无法察觉到的症状，如《黄帝内经》曰：“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非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因此，一个典型的、出色的医生应该是“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粗之所不见，良工之所贵……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传统的中医医生所关注的重点可总结如下：“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

　　2、天地之间：人的命运和心

　　1174年，宋代儒医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扼要陈述了三种疾病发生的原因，迄今仍被看作中医剖析发病机理的一个模型：“三因者，一曰内因，为七情，发自脏腑，形于肢体。一曰外因，为六淫，起于经络，舍于脏腑。一曰不内外因，为饮食饥饱，叫呼伤气，以及虎狼毒虫，金疮压溺之类。”

　　陈言的理论被认为是对三因学说的一种开创性介绍，其实在很早以前，中医就了解到精神因素致病与非精神因素致病共存这一特点，在疾病的定义产生时便有了这样的认识。从最早的医学文献开始，通常用两个中文字来表述疾病的概念，即“疾”和“病”。一部较早的字典《释名》是这样解释“疾”这个字的：“疾病者，客气中人急疾也。”相比之下，“病”这个字使用得更为广泛，《释名》认为：“病，疾加也。”即“病，并也，并与正气在肤体中也。”单从字面意思上看，“病”的意思是“心病”。这个字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代表很重的疾病（这一符号象征着一个卧床不起的人），还有一个是天干中的“丙”，与火和心有关。两部分加在一起，整个字的意思是一个人由于思想、情绪或精神的原因而引起身体上的病患。

　　尽管对于神的主导地位及其在疾病形成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已有明确的论述，但许多当代中医医师已将神及许多传统中医的经典内容降级为中医历史发展的旧物，认为这些已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科学思想不相匹配。最终，许多现代中医的医生开始越来越关注病毒和细菌，而非将精神压力作为导致疾病的原因。

　　与现代的发展正相反，所有过去出色的医生都认为只有动物和开明的圣人能够摆脱情绪的影响，而一般人都容易因为情绪而引发疾病。18世纪的名医徐大椿曾说过：“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犹。”1625年，缪希雍在其著作《本草经疏》中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上古之人病生于六淫者多，发于七情者寡，故其主治尝以一药治一病，或一药治数病。今时则不然，七情弥厚，五欲弥深，精气既亏，六淫易入，内外胶固，病情殊古，则须合众药之所长，而又善护其所短。”

　　因此，感情和情绪是人类的核心特质。古代中医文献认为，人被赋予一颗心时也随即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使得人们一直在属地的动物性的欲望和属天的高尚精神间作斗争。《说文解字》是一部最早期的中文字典，其中关于心的定义是：“心，人心，土藏。”除了解释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以区别于其他生物，这本诞生于2世纪的伟大著作还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中医发展的早期，心也被归为土脏，而如今只归为火脏。从中国人的宇宙观来看，心最早被称为一种土制容器，是“中空的容器”，用以藏神，这一看法比较妥当。与旧约及其他古老传说中创世记的故事相似，在中国神话中，人是由黏土创造的，如宋代《太平御览》中提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因此，自古以来“人”被形容为拥有一个属土的心，当心处于健康状态，便能够储藏精神的火，包括情绪及其可能引发的问题。

　　另一个心的特性是数字五，也使其与土和人类命运相关联。许多古籍，包括《黄帝内经》都提到所有生命形式可被分为五大类：一为多鳞的生物，属水，与数字一相关，代表生物为龙；二为有翅膀的生物，属火，与数字二相关，代表生物为凤凰；三为多毛的生物，属木，与数字三相关，代表生物为独角兽；四为有甲的生物，属金，与数字四相关，代表生物为龟；五为裸露的生物，属土，与数字五相关，代表生物为“人”，或如古人所认为的圣人。

　　从古代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人与五的节律息息相关。《管子》是公元前7世纪哲学家管仲所著，其中提到：“经过了五个农历月，人开始成形，后生于第十个农历月。”“五”由第一个阳数三和第一个阴数二组成，在很多古代传统中，“五”被认为是代表了“终极情感——爱”的数字。正如阴储藏阳，阳在阴中运作，“五”这个数字本身诠释了土储藏火，或是神在身体中运作。这可能是中医理论以五行体系作为主要诊断方法的原因吧。它是评估人体最合适的体系：评估神圣的灵如何在动物性的身体中运作。

　　数字五与五行密切相关，因此与动作本身也有密切联系，协调着地上升的动作以及天下降的动作。人的心与农历第五个月相关，其性质主要是土，其次是火。作为人类，最主要是去顺应其土的本性：一块厚土，带有尚未被驯化的记忆，却有着天赋的使命，正是因为这一使命，才有了人体姿态的进化。大部分动物是用四只脚行走，这是由它们在地球上的使命所决定的，而人是直立行走，头朝向天，他们的使命是去探索天与地。因此，“五”这个数字既代表了人类，也代表了进化。对于发明中医的人来说，人被赋予一颗心，因而能够去感受，去联结，并用仪式去赞颂更高形式的存在，它是所有生命之源。人的心运作不息，需要土的稳定去包容这一变化无常的火。否则，神便没有了扎实的根基，容易受到七情的影响而消耗身体。

　　3、属天的本性和属地的情绪

　　心的数字是五，反映了它土性的本质，属地的同时也带有属天的使命。而道家的论断与之正相反，道家认为五主要反映了阳和天的性质。如此，意味着五大天体的运动（五运），以及对于人类属天的安排：“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为了详细说明数字五如何传达属天讯息的作用，古代医学著作进一步阐明了人类拥有五志和五性。

　　五志如下：怒与木脏肝相关，喜与火脏心相关，思与土脏脾相关，悲与金脏肺相关，恐与水脏肾相关。它们属于人的心身活动的一部分，《黄帝内经》在表述人的情绪与气机运作的关系时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

　　与宇宙中所有具有数字五这一属性的事物一样，五志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都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只有当人们因为私欲而产生过度的情感才会引发失衡，随后导致或实，或虚，或郁的状态。徐大椿论述道：“夫五志过度则火发于中而为病耳。”在这种情况下，生气转为愤怒，欢喜转为狂躁，思考转为焦虑，怀恋转为悲伤，敬畏转为害怕。像所有古代文字符号的创造一样，中文字构造的高明之处在于，五志的名字本身已经包含了光亮属阳的那面以及黑暗属阴的那面。

　　（作者：薛史地夫 | 来源：《中道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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