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美国人会见或对患者及家属摄像均不受政府的干预,接触环境中立。出院的患者安排在宾馆房间与我们面谈,住院患者则转移到指定的一家莫斯科医院接受面谈。代表团可以取得病历、收集尿液样品、并与美国标准比照苏联诊断的有效性。此外,苏联的精神病院也可由他们自行进出,患者的访谈也随他们的意。其中一些医院曾因收容异见分子臭名昭著。 ---www.tspsy.com

心理资讯:苏联治疗滥用与精神系统改革
历史性访问见证治疗滥用,推动精神系统改革
苏联有意重拾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邀美访苏,乃其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本篇是三篇冷战期间苏联滥用精神病治疗系列文的总结。
25年前,苏联战争英雄PytorGrigorenko将军因抗议践踏人权,关入精神病院。18年前,Vladimir Bukovsky寄给西方媒体Grigorenko及另五名苏联人权活动者精神鉴定报告复本,他们受到扣押的方法与PytorGrigoenko将军如出一辙。现在,苏联陷入动荡。
西方精神病学家对苏联精神疾病治疗实践——以住院治疗为掩护,惩罚、遏制政治异端日益关注,肇始于Grigorenko羁押事件、《Bukovsky报告》的流出。有时,施用药物达到强制住院目的。
1977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火奴鲁鲁召开的会议上,这个问题抓住了人们的视线,最终大会决议谴责全苏联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协会。全苏协会收到开除威胁后,在1983年希腊(雅典)跟进会议前,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整个80年代,APA国际精神病治疗滥用委员会设法联系据信因非医学原因被押精神病院的人员。(《精神病学新闻》11月5日及11月19日)
但改革的春风须臾刮到苏联。至1989年,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全面调整苏联政治与经济的改革(perestroika),实施公开、透明的政策,前途一片大好。
为了能重振低迷的经济,戈尔巴乔夫及其外交事务部长Eduard Shevardnadze寻求与欧洲、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其中就有重新接纳全苏协会回归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为此,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严守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关于人权的约定。但包括要求停止利用精神病住院治疗扣押政治异端在内的约定,长期受到苏方冷落。
人权活动者声称异见分子仍羁押在精神病院中。美国国务院与苏联外交部长经过艰苦的外交沟通,双方协商决定有条不紊地调查这一情况,并更全面地评估苏联精神卫生实践的状况。美国精神疾病研究院(NIMH)和APA积极配合双方。
1989年2月底,26名精神病学家、司法专家、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及APA成员(包括APA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Ellen Mercer)组团访苏,有条不紊地开展与在院、出院患者及家属的录像会面、调查苏联精神病院的条件。
曾任美国代表团精神病学领队的司法精神病学家Loren Roth医学博士回忆道:“这次访问出人意料,国务院、APA、NIMH三大组织的外交工作井然有序。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计划与准备之中,为了实现两个基本目标。其一,真实可靠科学地评估苏联精神病学(含其诊断步骤);其二,评估精神病治疗滥用程度。”
代表团得到了超出想象的接触权利真是始料未及:美国人会见或对患者及家属摄像均不受政府的干预,接触环境中立。出院的患者安排在宾馆房间与我们面谈,住院患者则转移到指定的一家莫斯科医院接受面谈。代表团可以取得病历、收集尿液样品、并与美国标准比照苏联诊断的有效性。
此外,苏联的精神病院也可由他们自行进出,患者的访谈也随他们的意。其中一些医院曾因收容异见分子臭名昭著。
“国务院和人权大使Richard Shifter后来谈起,这可能是医疗调查领域,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实施的最深层的人员交流。”Roth向《精神病学新闻》表示。
这是苏联付诸实施的改革措施,苏联政府一部分人不惜一切要重建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恰如代表团成员William carpenter医学博士评论的“专制国家通常不许此种渗透。”
苏联动荡体系的浅印
这次访问充满了紧张、刺激。忆起访问,确如代表团成员向《精神病学新闻》讲述的,有那么几段可吹嘘的——就说有个住过院的患者,那时逃亡路上,正东躲西藏呢,还被我们碰上谈了;我们代表团成员不止一次记起妓女和黑市走私商的媚眼。瞧见了吧,这可是不动声色诱捕代表团成员的伎俩。
但是,动荡着的苏联精神病学体系留给我们的一面之缘,使苏联严峻的需求显而易见。在一本《精神分裂症通报》的专号中,题为“评苏联精神病学的最新变化(Assessment of Recent Changes in Soviet Psychiatry)”的英俄对照文章记载了这些。(此书似《精神分裂症通报》的增刊,1989年第15卷第3号)
APA研究主任Darrel Regier医学博士、公共卫生学硕士,时任NIMH临床研究部主任与副主任Samuel Keith医学博士一起设计、运用了访谈中用到的标准评估工具。
三个与患者面谈的团队,由研究型精神病学家牵头,带领一名会俄语的精神病学家、司法精神病学家或心理学家,配备两名国务院派遣的两名专业口译。面谈患者样本源自大赦国际、国务院设想的异见分子清单、国家科学院及精神病治疗政治迫害国际组织。
清单上列着33名当时在院的患者及12名2年内刚出院的患者。33名住院患者中,17名出院先于或同于代表团到访,Regier戏称这是“我所到访国家中最奇迹般的精神康复。”
16名仍在院的患者中,美国医疗团队发现其中9名患者有重性精神病,诊断大体与苏联专家一致。5名在院患者未发现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其中一人实在积极投身人权抗议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
另外,美国医疗团队发现安定药物用于治疗有“改良幻觉”和“反苏思想”的无精神病征兆的患者。他们指控苏联使用柳氮磺吡啶针剂,表面上强化安定治疗效果,实则通常造成疼痛、运动障碍及肌肉坏死(提示惩罚的意义远大于治疗的目的)。这一控诉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证实。
12名刚出院的患者中,美国医疗团队发现9名患者过去现在都没有精神疾病,其余3人有中度症状,但按西方国家的标准,强制住院治疗也常缺乏依据。
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的出现
西方与苏联精神病学在70及80年代的对峙结果很复杂,1989年代表团的来访为此画上句号,但不是人人喜欢。
当年在希腊雅典召开的WPA会议上,全苏协会有条件地重新被世界组织接纳。诸如荷兰人权活动家Robert vanVoren(今年即将出版的《精神病治疗的冷战:地下活动(Cold Warin Psychiatry:Human Factors, Secret Actors)》的作者)认为这些条件太轻,以他之见,大部分都忽略不计了。苏联精神病学套上西式洋装恐怕依旧如故。WPA接纳他们的时候,某些该受谴责的人物仍把持大权。
其他人则有不同观点。前APA医学主任Melvin Sabshin医学博士,官居要职,称政府背景明目张胆的滥用终结了,这是伦理的胜利,是经验、据证精神病学对意识形态的胜利。
Regier指出1990年苏联精神病学家回访时,他们目睹了西方治疗标准,逐步重启对话,其中就含关于灾后的精神健康及基础治疗中的抑郁治疗的多项联合倡议。
他补充说1989年访问以及《精神分裂症通报》在俄出版有助坚定维护专业独立地位的俄国新生代精神病医生崭露头角。
“这份报告的益处在于帮助他们(俄国人)理解他们的社会、专业曾发生过的往事,”Regier说道。
上述观点也得到代表团成员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医学教授、法学博士Richard Bonnie的首肯。“这个时期最惨痛的经验教训是认识到了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包括形成独立的专业组织,与政府分离运营,”他向《精神病学新闻》坦言。“苏联精神病学专业的畸形是其为何如此轻易地堕落为政府的专制工具的解释之一。”
“因此,可以树立、实施伦理规范、拥护患者的权益,必要时刻,批评政府推行的专制政策的、真正独立的专业组织,它们的涌现是我们诚心支持的事情。”
(文/Mark Moran | 译者/译者: woodm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