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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讯: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责任编辑:tspsy-张茵发布于2014-05-16 14:22 浏览次

　　心理导读：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直到4万年前，早期人类才开始突破自身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但近年的考古发现揭示，我们的祖先在此之前便迸发出智慧之火。早在几十万年前，人类的创造力便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崭露头角了。 ---www.tspsy.com

心理资讯: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从《蒙娜丽莎》、莫扎特的名曲到NASA发射台上的宇宙飞船，这仅仅展现了人类漫长创造史的一小部分特征——人类拥有创造新事物，及持续提升设计与技巧的能力。“现代人类是非凡的发明者，我们的技艺越来越高超。”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考古学家汉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说。

　　我们是如何获得这看似无限的创造能力的？这是科学研究的热点。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拥有这么敏锐的创造力。虽然约在600万年前，人类便出现于非洲，但在起初的约340万年里，早期人族成员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见的新发明。在之后的某一时刻，迁徙的人们开始使用石锤击打水中的鹅卵石，来制作切削工具。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别出心裁的发明，但紧接着是一段冗长的瓶颈期——这期间鲜有发明，我们的远祖160万年的时间里，都在使用同样的石斧，改进极为有限。“这些工具确实算是老古董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考古学家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说。

　　那么，人类大脑究竟是在何时，开始在技术和艺术上产生一些创新性的想法的？直到不久前，大多数研究人员还认为，4万年前，人类刚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时，智人在欧洲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发明热潮——时尚的贝壳项链、石洞壁上画有欧洲野牛及其他冰河时代动物的精美壁画，以及一系列新的石质和骨质工具。这些发现推动了一个流行理论，即当时的随机基因突变使人类的认知力产生了突发性飞跃，点燃了创新的“大变革”。

　　然而，一些新出现的证据，对“突变理论”提出了质疑。过去十年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一系列来自远古的、艺术与先进技术（当然，这里的先进是相对的）存在的证据，这说明人类产生创新性想法的时间，要比我们之前估计的早得多：甚至在智人还未出现，也就是20万年以前人类大脑就已经拥有这种能力了。不过，虽然我们的创新能力出现得很早，但人们仍在酝酿了千年之后，才在非洲及欧洲将其转变为取火能力。这些证据揭示，我们的创新能力并不是在人类进化史晚期突然爆发的，而是经过数十万年“细水长流”般的累积，在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学及社会学因素作用下才得以出现的。

　　人类到底从何时开始突破常规思维，又是什么因素最终点燃了人类的智慧之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像阅读侦探小说一般，抓住几个关键线索，然后从其中那个表明人类创造力起源时间的线索出发，开始这趟探索之旅。

　　更早期的发明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都认为，使用符号是现代人认知能力的最重要指标，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人类有使用语言的能力——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因此，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精美壁画暗示，当时的人能如我们一般思考。但近来，研究人员开始在考古记录中寻找其他现代行为的来源，并发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线索。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考古学家沃德利（Lyn Wadley），一直致力于研究古人类的认知能力。20世纪90年代，她开始发掘西布度洞穴（Sibudu Cave），该遗址位于南非德班北部约40公里处。两年前，她和团队在那里发现了一层奇怪的白色纤维质植物膜。对沃德利来说，这块苍白易碎的物质就像一张用灯芯草和其他植物（这几种植物常常被后人铺于地上就座或就寝）制成的古代的寝具。但这层膜也可能是风吹落叶形成的。唯一能鉴别它们的方法，就是将这个东西完好无损地放入保护性石膏护套中，并带回实验室检验。“我们花了三周制作石膏，”沃德利说，“那段时间我脾气很不好。我不停地想，‘我是不是在这里浪费了三周时间？’”

　　但这一次，沃德利“赌赢”了。2011年12月，她和同事在《科学》杂志撰文称，西布度穴居人于7.7万年前便开始从木本植物中选择树叶，用于制作寝具——比之前报道的例子早了将近5万年。然而，最令沃德利惊讶的是，穴居人对当地植物非常了解。分析报告显示，树叶选自厚壳桂属科植物，一种具有天然防虫效果的树，可以驱防那些目前携带致命疾病的蚊子。“这对于人们就寝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居于河畔之人。”沃德利评价道。

　　然而，西布度居民的创造力并不仅限于此。他们很可能已经会利用陷阱来捕捉小羚羊，因为在发掘地有少量这种羊的骸骨。从洞穴中发现的一些石锥的尺寸、形状以及磨耗图纹来看，他们也会制作弓箭，以狩猎更危险的猎物。而且，西布度猎人还会调制多种非常有价值的化合物。沃德利团队试图复制出这种胶粘剂。他们把实验结果公布在了《科学》杂志的撰文中，并总结称，西布度居民很有可能在7万年前就已是“成熟的化学家、炼金术士及烟火技工”。

　　近期，研究人员在南非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些早期发明的踪迹。举例而言，距今10万年至7.2万年前，居住在布隆伯斯洞（Blombos Cave）的原始人能在大块的赭石上雕刻花纹；制作用于裁剪兽皮衣服的老式骨锥；用光彩照人的珍珠贝壳链装扮自己；他们还创建了一个艺术工作室，用来研磨红赭石并将其存放于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容器内，该容器由鲍鱼壳制成。在西面的平纳克尔角遗址（Pinnacle Point），人们早在16.4万年前就能改变石头的结构。他们将当地的一种低等石（硅结砾岩）烧制后，转化为一种光亮易碎的物质。“这些行为是我们在10年前无法想象的。”汉希尔伍德评价道。

　　即使是我们遥远的祖先，也会萌发新的想法。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古人类学家赛摩（Sileshi Semaw）带领的团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卡达戈纳河畔附近的两个遗址内，发现了已知最早的石器——260万年前，由南方古猿惊奇种或同时期人科物种打制的石斧，可用于剥离动物尸体的肉。这些工具对我们来说十分简陋，“但在一个仅由自然物质所组成的世界里，想象新事物及将其付诸实现的能力便几乎成了魔法。”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嘉宝（Liane Gabora）和纽约大学心理学家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在《剑桥创造力手册》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南非西布度洞穴发现的7.7 万年前的驱虫植物（上图），以及用它们制造的寝具（下图）。这比已知的最早的例子提前了将近5万年。

　　脑容量不是惟一的

　　虽然早期人类的创造力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的远祖与现代人在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上仍存在巨大差异。到底是何种大脑变异使我们这一种群从远祖之中脱颖而出呢？为了解答这个谜题，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古人类脑壳的三维成像，并检测了我们最近的进化亲属——黑猩猩及倭黑猩猩，它们的先祖于约600万年前从我们的世系中分出。这些数据揭示了，人类大脑的灰质是如何在进化历程中演化出广泛差异的。

　　总体而言，物竞天择促使人类形成更大的脑。然而，据估计，更新期灵长类动物的平均脑容量是450cm3，大致与黑猩猩相仿；160万年前的直立人的脑容量是其两倍左右，约930cm3；而10万年前的现代人脑容量为1330cm3。在这样的脑容量下，估计有千亿神经元在处理信息，在约长1.65万千米的有髓神经纤维中传递，穿过1.5×1014个突触。“如果将其与考古学记录相联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者迪安·福尔克（Dean Falk）说，“就会发现脑容量与科学技术生产力很可能存在关联。”

　　但是脑容量并不是唯一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家赛门德费瑞（K.Semendeferi）研究了大脑的前额皮质——大脑中负责协调思想行为、完成目标的部分。通过检测现代人、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的前额皮质，赛门德费瑞和同事发现，其中有几个主要分区在人科进化过程中经历过重新改组。举例来说，现代人的布罗德曼10区（额极前额叶皮层）——人类大脑中负责实施计划与组织感觉输入的部分——在容积上几乎是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的两倍。另外，此区域神经元间的水平空间增大约50%，给了轴突和树突更多空间。“这意味着大脑能有更复杂深远的联结，可以处理神经元间更为错综复杂的交流。”福尔克评论说。

　　要描述一个容量更大、重新改组过的大脑如何爆发创造力，是件复杂的工作。但是嘉宝认为，对当代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人群，进行心理学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这些人都是优秀的幻想者。”她解释道。当他们解决问题时，总会思绪飘荡，通过以往的某个记忆或想法自然地联想出解决方案。这种联想有助于触类旁通，并导致创新思维的突破。当这些人找到大致的解决方案后，他们会转向更理性的分析思维模式。“他们只关注那些最相关的想法。”嘉宝说。接着，这些人就开始提炼思想并将其付诸实际。

　　嘉宝指出，一般来说，更大容量的大脑意味着更优秀的自然联想力。拥有数十亿神经元的大脑可以处理更多刺激，有更多神经元可以参与特殊片段的处理，拥有更细致的记忆，探索更多潜在刺激间的联接。

　　但是，当一件事情引发大量联想时，即使脑容量较大的人科动物也很难保持长久的联想状态，无论这些事情重要与否。远古人类的幸存者主要依靠分析思维中的默认模式。因此，我们的祖先必须通过微调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浓度，在各个大脑模式之间流畅转换。嘉宝估计，智人花费数万年时间调整大脑机能，才真正让自己的大脑产生创造力。

　　目前，她和学生们正在人造神经网络上实验这些猜测。他们通过计算机模型，模拟大脑是如何在分析与联想模式之间进行切换，并最终帮助人类走出认知萌发期，学会从新角度看待事物。“仅仅拥有更多神经元是不够的，”嘉宝认为，“人必须将大脑灰质的用途发挥到极致。”大约在10万年前左右，他们达到了——从那时起，我们祖先的思维就犹如一个干燥的火绒盒，等待着合适的社会环境将其点燃。

　　“文化棘轮效应”

　　1987年秋，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和波希（Hedwig Boesche），在非州象牙海岸的塔伊国家公园观察黑猩猩如何搜寻食物时，发现了一个以往未见的行为。在一个行军蚁窝旁，一只雌猩猩拾起一根细枝，将其一端插入松软的土中，挡住巢穴入口，等待兵蚁出来。当蚁群爬满细枝10厘米长度时，她便将细枝拔出，熟练地将上面的蚂蚁吃掉。接着，她不断重复该过程，直到吃饱。

　　黑猩猩非常擅长运用各种工具——用石头砸开坚果，用叶子将树洞中的水吸干，用棍子挖掘富有营养的植物根。但它们似乎没能力将这些知识上升为先进科技。“黑猩猩会教同伴捕捉白蚁，”汉希尔伍德说，“但它们无法在此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们不会说‘我们来制作一种新的工具’——它们只是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相比之下，现代人很少受到这种限制。的确，我们每天都在汲取他人的思想，并加入自己的创新，不断修正，直到我们获得一个全新、复杂的事物。比如说，没有一个人能掌握便携式电脑中所有的复杂科技，这些科技成果来自好几代发明者的才思积累。

　　人类学家将这种技术的积累称为“文化棘轮效应”。这首先要求人们将知识代代相传，直到有人能想到改进方法。2012年3月，伦敦生理学会的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家刘易斯·迪安（Lewis Dean）在《科学》杂志撰文，揭示了为什么人类有创造力，黑猩猩和僧帽猴却没有。由于拥有社交机能和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能轻而易举地将知识传递给别人——这是文化棘轮效应的先决条件。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推动棘轮效应，并促使约9万到6万年前生活于非洲，及4万年前生活于欧洲的晚期智人，达到创新高峰。伦敦大学学院的进化遗传学家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是从人口统计学方面来考虑的。他的前提十分简单：采猎群体的规模越大，孕育出新科技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相比小型、隔绝的团体，在大群体内，越是经常与他人接触的人，越有可能学到新发明。“这不取决于你有多聪明，”托马斯说道，“而在于你是否能与别人良好沟通。”

　　2012年11月的《自然》杂志登出考古新证据，阐述了南部非洲由人口密度增长所带来的技术复兴。大约7.1万年前，居于平纳克尔角的晚期智人设计并流传下来了一种复杂的技术，用于制作投掷武器上的小型石刃。2011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考古学家考沃德（Fiona Coward）及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格罗夫（Matt Grove）在《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杂志中写道，“像病毒一样，文化创新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加以推动——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相互影响并高度接触的人群。”

　　在达·芬奇完成其杰作的500年后，我们为他天赋般的创造力惊叹不已——他的天赋构筑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结晶之上。即使是今天的艺术家，在观赏蒙娜丽莎时，仍能从中找到新的灵感，推陈出新。人类的创新之路从未中断，在这个高度联结的社会中，我们的各种天赋仍然在引领我们向前。

　　（文/普林格尔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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