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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师培训面临哪些问题？

责任编辑:tspsy-念暖发布于2020-05-24 22:32 浏览次

　　心理导读：众所周知，处理攻击性冲动、憎恨，一直都是一项未解决也很可能无法解决的人类难题，所造成的困扰早已超越了精神分析培训领域力所能及的范畴。说我们培训分析师都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危险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我们的新技术备感自豪，可能会觉得我们离解决问题仅一步之遥了。 ---www.tspsy.com

精神分析师培训面临哪些问题？

　　在成为精神分析师所需教育的过程中，培训式分析（training analysis）是争议最大也最核心的部分。它是最昂贵、最耗时、最艰难，也最痛苦的部分。因为对分析中的坦诚开放有必要保密，因此也是整个培训过程中最难评估的部分。沙克特（Schachter，2011）通过询问分析师对培训式分析有多满意，以及他们是否会在后面的分析中处理在培训式分析时没有充分解决的问题来研究这一命题。他的研究一直是他所在领域的里程碑。为了修改纽约弗洛伊德协会的培训式分析的筛选程序，我阅读了培训式分析的历史，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讨论，讨论如何及为什么培训机构要发明和采用培训式分析这个玩意儿。

　　巴林特（1954）总结第一代培训式分析的历史如下：

　　一个人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感兴趣，阅读他的著作，运用他的观点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潜意识。

　　这就导致了为了获得经验上对压抑和精神分析技术的理解，除了通过阅读在理智上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经过短暂的精神分析就感觉自己学贯弗洛伊德了。迫于费伦齐的压力，培训式分析的过程得到了延长，至少和其他治疗性分析过程一样长，这让被分析者也能够了解并能够控制自身的性格弱点。（p.158）

　　费伦齐在1928年写道：“……分析师自己……必须了解且能够控制，甚至他自身性格中最晦涩难懂的弱点。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经过充分彻底的分析是不可能达到的。”

　　弗洛伊德（1937）回复：

　　对病人的影响太过深刻以至于如果他继续分析的话，也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变化。意思是，通过分析有可能达到绝对的心理正常，并且保证能够维持这种状态。

　　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超级正常的状态是不存在的。他知道许多分析师都在从机构毕业之后还会寻求进一步的分析，不管是否在同一位分析师那里。

　　巴林特将后续的培训分析视为培训式分析的继续，或者是之前的分析或筛选过程不够充分的证据。不管怎样，绝对的心理正常是不存在的。不过，巴林特坚称：“所有当代的先进”机构都深受超级治疗观念的影响……然后，我认识一些培训分析师，至少在伦敦认识一些，在交谈时提倡过研究是他们培训式分析的真正目的，但我至今没看到这一点白纸黑字地出版出来。”（p.158）在当前也没有要出版的迹象。根据巴林特的说法，超级治疗的观点起因于当资深分析师在对自身心理健康不满时，由于在他们所在机构中无法找到比他们更资深的分析师，于是他们到其他国家寻求进一步的分析。他相信，这一现象在1920年至1935年间非常流行。为了防止由于移民所导致的损失和中断，培训式分析被延长后就变成了“超级治疗”。这些新的超级治疗的核心就是，前语言期的体验。移情和反移情被非常严密地检视，攻击性欲望得到具体表达，负性移情被当作人格的分析性转变移情。

　　这被曝是费伦齐抱怨的直接后果，即弗洛伊德没有分析费伦齐的负性移情。

　　在《有期限和无期限的分析》（1937）一文中，弗洛伊德坚称，引出对分析师的攻击性欲望的尝试是没有用的，或者当谈话中负性移情并不明显时却要激发出负性移情是无用的，因为这样做只会让分析师看起来像个刁钻古怪的批评者，或是扼杀病人发展出对分析师的愤怒。如果分析过程中，对任何一个可能是攻击性的事物没有一致的解释，那么过早把怒火或恼怒解释为移情攻击会让病人确信分析师想要防止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强烈愤怒和攻击性，这一立场导致了客体关系学家们——以巴林特为首，从喜欢过早且经常解释攻击性的克菜茵学派中剥离出来。巴林特相信，对攻击性欲望的一致解释会引导病人将分析师理想化为勇于面对并且能够接受攻击性无所不在这一事实的人。分析师会被投射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经过筛选挑出的值得称职的特点，而拒绝掉了不适合候选人的特征。

　　巴林特认为，对于完成分析且跟分析师没有进一步联系的病人来说，伤害相对更小，但是一旦被卷入派系斗争，对于分析候选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英国的派系斗争是由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菜茵引起的。总的来说，安娜继承了父亲的观点，认为负性移情不应该是分析工作的焦点，应该与正性移情得到同样的关注，爱和恨都应尽可能平等地被检视。克莱菌及其学派却发现这一态度并不好用，然后采纳了费伦齐的建议，即对负性移情的解释正是改变人格甚至性格的关键所在。分析师们一般都倾向于接受自己的分析师的立场。因此英国协会分裂成了不同的派系，因为他们都完全不认可彼此。通过组成第三方阵营，并且尽可能严密地检视是什么影响了他们解释两种移情对病人的影响，中间派认为他们和其他两派不同，因为其他两派不做“研究”，轻信教义。

　　费伦齐期待持久地以聚焦负性移情的超级治疗技术的引入，以结束精神分析界的派系之争。在自我理解的武装下，所有研究分析师们对于分析中什么有用、什么没用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英国派的经验却恰好相反。

　　巴林特总结道：

　　众所周知，处理攻击性冲动、憎恨，一直都是一项未解决也很可能无法解决的人类难题，所造成的困扰早已超越了精神分析培训领域力所能及的范畴。说我们培训分析师都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危险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我们的新技术备感自豪，可能会觉得我们离解决问题仅一步之遥了。在此，作为警告，我想引用匈牙利统一教会的办法，也可以成为我们培训制度的规则——必须进行改革——或者用我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改革历久弥新”（p.162）。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在1954年召开的会议上，就这一问题继续了改革的议题。拜布林（Bibring）以下面这段简短的陈述作为开始：

　　据说安娜·弗洛伊德确切表达了以下问题：“培训式分析的特点是分析师与病人有社会交往，并且为病人做重大的决定。”分析师不仅干涉了被分析者自己的决定……而且还变成了可怕的栽判，这些都使得做出的重大决定进一步恶化。他所预期的批评被候选人焦虑地避开了，而且他一直被怀疑做出了有敌意的反应，这可能会破坏候选人的培训机会。库比（Kubie）感觉在分析的二元美系中很难解决这一问题，但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在从这一阶段的培训中毕业并已获得会员资格之后的二次分析中解决。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二次分析更容易接近第一次分析时被压抑或被隐藏的重要材料，但是，只要我们无法企及开始二次分析的悖论，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

　　这个问题在那个年代似乎无法解决。但是，实际上沙克特（2011）发现在候选人毕业之后的二次分析评价都是满意，但并没有在统计学意义上比培训式分析更满意。在毕业之前，等待的候选人会带着第一次的缺陷期待二次分析。这些因素都可能同时存在：分析时限更长，候选人毕业生还在分析中，新分析师可以自由揭露不那么有吸引力的特点、欲望、恐惧及道德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那么明显，而在判断被分析者是否能成为好的分析师时，分析师明显像一个裁判。

　　在1954年的会议上，海曼（Heiman）尝试重新定义培训式分析，以最小化将分析作为培训及治疗目的而存在的潜在困难。不同分析学派间的冲突所导致的问题侵入了候选人的分析。她提议利用这些问题，并且通过“持续分析来自培训课程的外在干扰，将困难转化为办法，来加深候选人对她的思想和感受的理解。她还提醒培训分析师“坚持纯粹的分析程序”和掌握自己的问题，这样他们才不会模糊他们的反移情”。

　　尼尔森（Nils Nielsen，1954）致力于解决候选人到底对培训分析师说了多少自己所知道的培训分析师想听的东西。他认为分析师应该利用从关系、朋友、同事及他人那里获得的信息。他主张，信息“的引出不应过多受微妙的分析机制的干扰”。实际上，他的想法正如他希望的那样经受住了考验。有关候选人的非正式网络信息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用的。一个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一位候选人的进展，候选人自己心不在焉，其他成员看到这一现象于是判断候选人：如果他们尊重分析师的话，他们就可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否则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分析。督导师和课程指导也存在同样不正式也不可避免的情况，就算知道是候选人的配偶或朋友在影响分析师看待候选人的方式。但是，大多数分析师将这种信息视为导致偏见而非良好判断的原因。作为一种替代，尼尔森建议挑选出“神经过敏”的候选人，回归弗洛伊德最初倡导的短程教导式分析。尼尔森以费伦齐为例，但是，费伦齐抱怨他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分析太短以至于都没有教他认识自己的性格缺陷，其他候选人对这样短暂且表浅的分析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尼尔森总结说：

　　我的观点主要是理论上的，但我的目的很实际。如果指的不是体验的话，那么定义或批评精神分析培训的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理论结构能够完美到我们一定不会问自己：“它如何起作用？”

　　塔尔和卡勒夫（Tower＆ Calef，1954）报告了与此同时在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中正在进行的激烈讨论。所有讨论的参加者都同意，培训式分析应该是治疗性的，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所有障碍物都应被清除。但是，参加者们对于培训式分析的日程是否应该灵活，以及培训分析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评判被分析者的职业进展时意见不一致。温都霍族（Winrho，1955）感到矛盾的是，培训式分析应当是治疗性的，而又应当创造一种对分析功能的认同，从而使被分析者通过移情可以获得分析师的技能。认为自我分析功能是培训式分析必要的结果，治疗性分析却未必。

　　斯扎茨（Szasz，1958）把精神分析教育看成一个逐渐的、系统化的过程。评判的力量逐渐从候选人转移到委员会、机构和机构协会。培训时间更长、更统一。但是，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以案例教授为方向，给学生提供他们真正想学东西的机会。斯扎茨总结道：

　　培训式分析一开始会有一段短暂的学徒期，然后很快就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现代培训体系。这一体系及其代表在选择候选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方面有极大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的培训系统中，这一社会学改变的心理学含义和影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关注精神分析培训（例如，培训式分析、研讨会、督导分析等）的内容而不考感教育体系的整体结构，是严重的误导。这让人联想到传统的父母养育孩子的态度，父母“告诉”孩子所有“对的事情”，然后又对所带来的人为制造的后果充满义愤填磨的“吃惊”。

　　“如果你想从理论物理学家那里发现他们使用的方法，”爱因斯坦说，“我建议你严格遵守一条原则：别听他们说什么，关注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条原则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教有的方法呢。（p.609）

　　波恩菲德（Bernfeld，1962）想排除：（1）关于之前的培训的必要条件；（2）准入、培养和学生委员会；（3）“培训分析师”的分类。相反分析师会将一些看起来很聪明且对行业会议有兴趣的人带来，见见其他分析师，可能读一篇论文，然后接受心理治疗的督导。在课程和督导之后，小组会决定是否接纳这个人为成员。波恩菲德建议，这一非正式程序会消除“分析的多余考虑”。从这一争议产生的观点与斯扎茨和波恩菲德的观点相似，却被保守的凯勒斯（Kairys，1964）和纳赫特（Nacht，1954，1961）及范德斯伦和赛登伯格（van der Sterren＆ Seidenberg，1974）等人清楚地表达出来。

　　解决办法是，将培训式分析和教育过程彻底区分开来。TA不再向机构报告任何有关分析的事务，不教授或督导任何被分析者，也不端坐于任何委员会中决定任何有关候选人挑选、发展或毕业的事宜。不过，这样的解决办法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成为培训分析师会理想化自己的分析师身份及分析方式。IPA有关培训式分析的作用的会前会议上提出，处理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与不对理想化进行分享的同事保持联系（Pfeffer，1974）。

　　培训式分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治疗的终止。培训式分析何时才算完成？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最初的治疗应当简短”的观点已经被“坚持越来越多的完整性”的观点所取代。但是，一个有关成年人（Firestein 1969）的分析终止的专家组报告称，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是没有完成的，被分析者在对移情的处理上还没有比向分析师表达感激之情获得更多的进步时，就结東了分析。因此，培训式分析可以在移情尚未冷却的时候戛然而止，而培训分析师与新的分析师之间不可避免的接触注定了会染上遗留的移情色彩。

　　（作者：Nancy Goodman | 来源：女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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