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北京下岗男子廖丹为救患上尿毒症的妻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事发后，廖丹被检方以诈骗罪起诉，面临3至10年的刑责。 “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在法庭上，被告人廖丹掩面而泣。（7月12日《京华时报》）
　　
　　“刻章救妻”刺痛了多少人？
　　
　　赵勇
　　
　　这条看似不起眼的“社会新闻”，却引来了网友几万条的跟帖讨论，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很多看到这条新闻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物伤其类的感觉——廖丹在花光积蓄、想尽一切办法之后，为了让妻子保命，不得不冒着被抓的风险“刻章救妻”，这里面的辛酸和痛苦，这里面的无奈和悲凉，刺痛着每一个对“看不起病”感同身受的普通人。
　　
　　廖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他也将因此受到法律的惩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廖丹会走上这条路？
　　
　　廖丹下岗多年，妻子杜金领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正是标准的弱势群体，也是抗风险能力最差的群体，一场大病，就会让他们走投无路，这个群体，恰恰是最需要大病医疗保障的。是的，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医疗保障，“刻章救妻”这样的悲剧不会出现。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最需要大病医疗保障的弱势群体，却是最没有保障的——他们既没有能力购买市场化的医疗保险，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也远远不足以支付大病所需。这样的困局，恰恰是弱势群体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在大病面前，他们无所适从，要么寄希望于媒体报道后的爱心奇迹，要么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廖丹冒着坐牢风险的“刻章救妻”。
　　
　　廖丹的悲剧，只是医疗保障不足的一个缩影。我们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虽然覆盖面广，但却存在“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倾向，即便是保障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其支付上限，也往往与大病治疗费用还有很大差距。《新世纪》周刊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叫“大病难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大病难保”的风险面前，在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用面前，其实不只是廖丹这样的弱势群体，就是有着稳定工作的普通人群，也没有安全感可言，一场大病，同样会把他们拖垮。
　　
　　那一句“我总不能掐死她”让人痛彻心扉
　　
　　晏扬
　　
　　总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让人恨不起来，反而让人同情和哀伤，廖丹涉嫌诈骗案即为一例。我首先要说，廖丹虽然涉嫌犯罪，但是，凭他对病妻的不离不弃，他就是一个好丈夫，称得上一个北京爷们。当廖丹因医药费陷入窘境时，身边曾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这病没救。”但廖丹觉得不能抛下妻子不管。他的妻子杜金领是河北人，外来人口，打工的，但廖丹把她当宝贝，不管自己多苦多难，即使知道妻子的病没救，只要她“能先不死”，他就穷尽一个卑微男人之所能，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廖丹自己也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为了省钱给妻子治病，他从不去看医生。这样的男人犯了罪，法律不原谅，公众会原谅，不仅原谅，还有同情、哀伤和敬重——不是敬重他犯罪，而是敬重他对妻子的那份责任担当，那份做人的道义和良心。
　　
　　其次我要说，涉嫌犯罪的廖丹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而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需要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判”，因为它涉嫌把一个善良守法公民逼上绝路，最终逼上犯罪的道路。人生在世，这病那灾难免，如果一个穷人得了大病，自己无力负担医药费怎么办？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并没有对此作出妥善的安排。确实，有些病人运气够好，比如恰巧在火车站遇到总理，比如幸运地被舆论关注而获得救助，但是，更多付不起医药费的穷病人，要么被医院扫地出门，要么干脆在家里等死。廖丹说“我总不能掐死她”，只是杜金领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实际上，因为负担不起医药费而不得不把亲人掐死、淹死的事情还少吗？
　　
　　“我总不能掐死她”，短短几个字饱含着穷人的无奈、委屈、悲哀和怨愤，让人痛彻心扉，这不只是申辩，而更像是一句控诉！正如人们讲了无数遍的那个故事：1935年冬天，美国纽约市一名老太太因偷面包被告上法庭，她需要面包喂养3个快要饿死的孙子。法庭宣判后，时任纽约市长拉瓜迪亚站了出来，帮助老太太支付10美元罚金，并要求在场的每个人都交50美分的罚金，理由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为“廖丹们”解困，社会方能健行
　　
　　郭之纯
　　
　　困顿中的廖丹，曾经两难的廖丹，现在让更多人陷于情与法的困顿，使法庭面临着更大的两难——假如真把廖丹关进监狱，对他病重的妻子来说是雪上加霜，而且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接受法律的这种冰冷，当事医院也将承受数不尽的道德谴责；但是，私刻医院的印章骗取治疗，让医院无端蒙受经济损失，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行为。如果廖丹不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好像也有些说不过去。
　　
　　这种两难，根源在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些深层次缺陷。显然，如果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像廖丹妻子这样的情形能够接受基本的救助和治疗，人们不至于眼睁睁看着病人因没钱求医而抱憾死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人们也很容易判明是非，选择立场。
　　
　　当然，并不是说廖丹案在当下无解。依我看来，此案最好的结果，当是检方撤诉，医院方面表示既往不咎；如果再有社会机构或个人对廖丹一家提供帮助，维持其妻子的治疗，就更完美了。不过，这种设想，只在此时此案有意义，对于更多有着类似困境的“廖丹们”来说，并不济事。
　　
　　健康的社会，不能让过多的穷人绝望，是拿出决心切实改革医保制度，为“廖丹们”彻底解困的时候了！必须看到的是，每一个类似的困苦故事，都是社会“负能量”的诱因——文明社会的要义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前提是病有所医，让病人获得基本的医疗关怀可谓文明社会的底线要求，是故，社会上每多出现一名只因缺钱便有病难医的病人，人们对社会的文明和公正的怀疑就会增加，归属感就会减弱，热情就会降低。
　　
　　“医保覆盖”还有多少空白待填补
　　
　　张贵峰
　　
　　都说“法律无外乎人情”，但在“私刻公章救妻”事件中，为何“法律与人情”又分明如此矛盾冲突、难以兼得，让人备感撕裂之痛呢？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仅是高昂医药费下折射的家境贫困之哀，更是面对最迫切需要医疗救济的弱势群体，目前医保制度事实上处于空白、失灵状态的悲哀。我们的医保制度不是已覆盖13亿人、参保率超过95%了吗？何以仍会遗漏下廖丹妻子！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为什么在北京，廖丹妻子仍会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事实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便不难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如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诚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医保能在形式上覆盖13亿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因此，“私刻公章救妻”事件实际上再次提醒，目前我国医保体制仍面临巨大的漏洞，亟待加紧健全完善。如，医保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体制分割亟待整合统一、在地区之间的互认通用亟待加速推进，同时，各种医保的报销水平、保障待遇也亟待不断提高。惟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得以真正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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