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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堂:文化偏见是怎样形成的

责任编辑:tspsy-念暖发布于2024-02-21 23:38 浏览次

　　心理导读：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各民族的心理具有差异性，心理与文化密切相关。基于西方范式的心理学知识往往无法充分解释非西方文化中的心理现象。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等相关领域也表明，人群差异源于种群适应不同文化构建环境的方式。奇怪的是，研究文章通常假设他们的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很少为研究结论的推广程度添加一个警示性的脚注。这种情况同样说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文化偏见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且被严重忽视。 ---www.tspsy.com

　　1引言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诸如涵盖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叶浩生，2004；郑淑杰，2000；张德，1987），文化偏见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孙东方，常永才，2005；Henrichetal.，2010）。文化偏见指的是在忽略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的行为表征，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局限性和偏误（孙东方，常永才，2005）。文化偏见问题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非常普遍，会给研究甚至是国际合作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文化偏见问题仍未得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足够重视（Henrichetal.，2010；毕俊峰，2012；王海忠，2005；张卫东，2001）。

　　Cohn等人（2019）关于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偏见问题案例。

　　2019年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的AlainCohn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名为《全球公民诚信度》（Civichonestyaroundtheglobe）的文章，该文章研究了全球40个国家的公民诚信度。Cohn等通过路人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来度量全球公民的诚信度。他们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诚信度水平位列40个国家的最底层，仅高于秘鲁。中国人的诚信度仅为25%左右，比同处亚洲的印度低了约一半。

　　然而，该研究中衡量全球公民诚信的标准只有“电子邮件回复率”一条。尽管公民诚信是一个公认的概念，但其行为表现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可能存在很大差异（Yangetal.，2023；Birkelundetal.，2022；Dingetal.，2019）。将“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40个国家公民诚信唯一测量标准的做法，并未考虑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社会规范（Yangetal.，2023；Abbott，2019；Babas，2019；Biswas，2019；Johnston，2019；Kareithi，2019；Rawat，2019；Rodriguez，2019；Stephen，2019）。公民诚信的行为表现是多方面的，具有特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解释和相应的行为准则（Yangetal.，2023；Birkelundetal.，2022；Dingetal.，2019）。Cohn等人（2019）在研究中忽略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导致了文化偏见（culturalbias）问题的出现（Yangetal.，2023）。

　　Cohn等人的文章发表4年后，2023年7月，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公民诚信度的新研究《关于公民诚信测量的争议：在中国的扩展领域复制》（Unravelingcontroversiesovercivichonestymeasurement：AnextendedfieldreplicationinChina）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PNAS）。该研究在中国10个城市对Cohn等人的研究进行了复制，还把“钱包回收率”作为公民诚信度额外的衡量标准作为补充，并在事后对参与公民进行了回访调查（Yangetal.，2023）。

　　结果发现，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公民诚信时的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然而，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这个单一指标来度量。更重要的是，“电子邮件回复率”与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测量公民诚信还需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Cohn等人使用的只符合西方文化诚信度的单一测量指标，极大地低估了中国文化的诚信度水平（Cohnetal.，2019）。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可能是“社会行为中文化差异的最重要维度”之一（Triandis，1998）。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优先考虑自我导向的行动，而集体主义文化则倾向于考虑他人并反映群体归属感的行动（Kashimaetal.，1995；Oysermanetal.，2002）。特定社会中的个人可通过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反应的混合行为做出决定并表现出公民诚实（Javidanetal.，2004）。因此，杨芊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Yangetal.，2023）。该研究充分展示了跨文化研究所采用测量方式不科学（即使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公民的诚信度，忽略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偏见问题，从而无法得到客观准确的结论（Yangetal.，2023）。

　　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中尚且存在具有文化偏见问题的研究，这从侧面说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文化偏见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不同人群间的差异可以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基本的认知与动机过程、消费行为以及平等和公平等社会行为（Henrichetal.，2010）；中西方文化差异也会导致群体偏差（郭子妍等，2021）。然而，许多人类行为和心理学的研究都假设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并且来自一个群体的研究结果也适用于所有人。Arnett于2008年对6本顶级心理学期刊的调查研究发现，96%的发表研究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这些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2%。Henrich等人（2010）指出，具有来自西方（peoplefrom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民主（democratic）这五个特征的人被统称为“WEIRD”，在心理学研究中应属于具有特殊性的样本。

　　此外，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各民族的心理具有差异性，心理与文化密切相关。基于西方范式的心理学知识往往无法充分解释非西方文化中的心理现象（孙东方，常永才，2005）。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等相关领域也表明，人群差异源于种群适应不同文化构建环境的方式。奇怪的是，研究文章通常假设他们的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很少为研究结论的推广程度添加一个警示性的脚注（Henrichetal.，2010）。这种情况同样说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文化偏见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且被严重忽视。

　　文化偏见问题不仅影响到公民的诚信度，还会影响到其他很多方面，如政党偏好等（Olli&Swedlow，2023）。忽视研究中的文化偏见问题可能会带来很多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Henrichetal.，2010）。就如Cohn等人（2019）的文章发表后被《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等上百个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Abbott，2019；Biswas，2019），在短短4年时间里被引用达248次。这使得该“发现”不仅在学术界被广泛传播，而且迅速进入全球公众视野，可能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对中国人诚信度的误解。该研究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抹去的负面标签和刻板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全球形象。同时，该研究也低估了其他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诚信水平，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国民形象（Cohnetal.，2019；Yangetal.，2023）。

　　考虑到文化偏见问题的广泛存在、常被忽视且后果严重，极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文化偏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减少文化偏见问题的有效建议。

　　2.1文化假设（CulturalAssumptions）

　　研究者的文化假设可能会导致文化偏见问题。研究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文化规范（culturalnorms）、价值观（values）和信仰（beliefs）是普遍适用的，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信仰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标准。这导致他们未能认识和欣赏到文化多样性（culturaldiversity），从而很容易在研究中出现文化偏见问题。很多文化中都存在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现象。民族中心主义最早由Sumner提出，他认为人们具有将自己所属群体视为所有事物中心的倾向，会夸大自己群体的优越感而鄙视外群体的其他人（Sumner&William，1906）。在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下，人们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其他文化人群的行为方式，用刻板印象来看待其他文化的成员，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遍性与适用性，经常下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文化而贬低其他文化（Shimp&Sharma，1987；王丽娟，2011）。

　　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多个领域。例如在消费者行为领域中存在着“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onsumerEthnocentrism）现象。消费者潜意识里具有认同与偏好本国产品、抗拒外国产品的心理倾向，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每个企业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王海忠，2003；王海忠，赵平，2004；Balabanis&Siamagka，2017；黄海洋等，2021）。这种自己文化普遍适用的假设可能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忽视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而导致文化偏见问题的出现。以中国为例，中国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这种特有文化必然会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黄海洋等，2021）。如果研究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很容易会出现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影响到研究结果在中国情境下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2.2研究工具（ResearchInstruments）

　　研究者在进行研究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时，也可能会导致文化偏见问题。跨文化研究中隐含着许多方法论与统计学方面的问题（Lackoetal.，2022）。研究者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来进行问卷量表以及实验设计等研究工具的开发。当这些研究工具被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进行借鉴与使用时，如果这些测量工具没有经过适当且充分的文化适应与文化验证，没有充分考虑目标文化（targetculture）的特点以及文化差异，那可能就不适用于目标文化，从而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如Cohn等人用“电子邮件回复率”这种适用于西方文化的诚信度测量工具来测量全球公民的诚信度，就忽略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间的差异，造成了研究结果的不准确（Cohnetal.，2019；Yangetal.，2023）。相比之下，杨芊教授等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充分考虑了文化差异的关键因素，极大地减少了研究中的文化偏见问题，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Yangetal.，2023）。这一现象在量表的开发与使用中也普遍存在。如“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ConsumerEthnocentrismTendencyScale，CETSCALE）在中国的推广与使用过程中，Klein、Ettenson和Morris三位学者在研究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敌意态度（animosity）这一相关概念时，直接选择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中的六个问项，并未对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进行测量与探究。这种由西方学者开发而未经中国情境验证的量表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准确与不可靠，从而在研究工具中表现出文化偏见问题（Kleinetal.，1998；王海忠，2005）。马跃如等学者对包容性领导问题进行研究时，也直接采用了Carmeli等西方学者开发的包容性领导量表作为研究工具来对中国情境下的包容性领导进行探究。这种做法忽视了中西方情境的差异，产生了文化偏见问题（马跃如等，2014；彭伟等，2017）。因此，彭伟等学者又对中国情境下包容型领导量表进行了开发与验证，以此来解释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包容性领导（彭伟等，2017）。

　　2.3解释偏误（InterpretationBias）

　　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研究者可能会受到自己文化背景的影响，通过自己的文化视角来对其他文化中的行为（behaviors）、态度（attitudes）以及结果（outcomes）进行解释。文化会影响到个人大脑过程的可塑性，从而影响到个人的自我表征、认知过程以及自我观念（Shinobu&Jiyoung，2010）。而文化是有差异的，社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考和认知真实世界的方式，甚至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知方式都会系统性地受到文化的影响（Jietal.，2001）。因此，运用一种文化视角对另一种文化进行解释就可能会产生解释偏误（misinterpretation；Henrichetal.，2010）。如在中国企业管理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利用西方的构念和理论来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现象进行解释，存在极大的文化偏见问题，导致了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的进展缓慢（井润田等，2021）。

　　文化距离也会影响到解释偏误。文化距离是指由于地理和空间的遥远，文化共同点较少所产生的距离感和陌生感（Babikeretal.，1980）。文化距离越小我们越容易确切地理解对方，文化距离越大理解的难度就越大（Bochner，1972）。因此，如果运用自己的文化视角来对一个与自己文化距离很大的其他文化中的行为、态度与结果进行解释时，容易产生较大的解释偏误。如外媒笔下的中国与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和发展远景具有很大差异，这可能与西方媒体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影响有关（程云杰，2021）。民族中心主义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内群体偏好，人们的知识与价值观等受到自己群体的影响。因此，人们会更加愿意用自己的文化视角来对其他文化进行解释（Sumner&William，1906；Shimp&Sharma，1987；王丽娟，2011）。这种解释偏误可能导致对目标文化的误解，导致文化偏见问题的出现。

　　2.4样本选择（SampleSelection）

　　样本选择也可能会导致文化偏见问题的产生。研究者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加熟悉或者更加方便获取的样本，忽视那些可能更具代表性但是难以获取的样本。现有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于基于“WEIRD”作为研究样本来对全球人类进行普适性解释（Henrichetal.，2010）。这种倾向可能使得参与者的多样性不足，导致样本的不均衡和选择偏误。而样本的选择偏误就会导致研究者运用一种文化下的样本来对另一种文化的现象进行研究，导致文化偏见问题的产生。如以西方学者与西方文化群体为研究样本产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在个体决策中人们会采取最大化其效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运用这个从西方样本下产生的假设来对全球人类的普遍性经济行为进行解释（谢建国，张悦；2010）。这个基本假设被证明并不适用于非洲、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南美等一些小型社会的文化区域（谢建国，张悦，2010；Henrichetal.，2001）。同时，经济学中一个关于人类自私的基本假定提出，自私的行为人通过市场交换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因而人的自私行为是和市场的活跃程度相关联的。该假设是依据西方文化与西方群体样本产生，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深的文化中并不适用：在这些文化中，人的行为反而较少表现出自私（谢建国，张悦，2010；Camerer，2003）。

　　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间也可能会存在文化差异。运用国家内部一个区域样本来解释国家整体或者国家其他区域的现象，也会产生文化偏见问题（饶育蕾等，2012）。如中国内部的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Kwon，2012）。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杨芊等学者在测量中国国民诚信度时选取了中国10个典型城市的样本来进行测量。因此，我们在进行样本选择时，若仅选择较为狭窄的区域或选择的样本范围不够广泛时，也有可能造成文化偏见问题。

　　3文化偏见问题的建议

　　3.1文化敏感性和意识（CulturalSensitivityandAwareness）

　　研究者应该接受文化敏感性训练（culturalsensitivitytraining），加深对不同文化特点和价值观的理解，培养自己对文化偏见问题的意识。这种培训可以包括学习其他文化的历史、语言、社会结构以及文化风俗等，参与不同文化间的社交活动等体验。通过训练让研究者认识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从而培养自己的文化敏感性，在研究过程中增加文化因素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认识。

　　研究者认识到自身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是缓解其影响的第一步，研究者需要摒弃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意识，更加公正和客观地对待不同的文化，接受不同文化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减少因为民族中心主义带来的偏见和误解（毕俊峰，2012）。如在全球品牌化领域，Burgess等学者曾指出，研究者不仅需要考虑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的共性，更需将新兴市场的特殊文化价值观考虑在内（Burgessetal.，2006）。杨芊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在公民诚信度表现方式上的差异，从而能够更好地对公民诚信度进行测量与研究（Yangetal.，2023）。

　　3.2多元化研究团队（DiverseResearchTeams）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与目标文化的研究者或对目标文化具有专业知识的研究者进行合作，通过构建一个包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研究团队，为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见解。通过多元化研究团队的多种文化视角，研究者可以增强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提高研究的质量。多元化研究团队的成员可通过他们对特定文化的深刻理解与专业知识，帮助识别和纠正可能因为民族中心主义而产生的偏见和误解；可以对研究工具中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见问题进行及时的识别与纠正，运用不同的文化视角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还可以提供来自不同文化下的样本资源支持，提供关于如何更有效地与目标文化的参与者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建议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在杨芊等学者的中国公民诚信度研究中，他们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研究团队，联合了来自15所大学的100余位教师、学生以及外籍科研助理，在10个城市进行了现场实验。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研究群体的样本选择，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覆盖不同的世界地区，运用全球视角，并借助多元化研究团队，以采集足够多样化的样本（Gray，1996）。

　　3.3文化适应（CulturalAdaptation）

　　在使用研究工具时，研究者需要根据目标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对其进行仔细调整，确保文化上的合适性与有效性。这可能会涉及翻译（translation）、反向翻译（backtranslation）和与目标文化的专家进行咨询等环节。在将研究工具翻译成目标文化的语言时，研究者需要确保翻译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原始工具的意图和含义，同时还需要关注到目标文化的特点，使翻译过来的原始工具适用于目标文化群体。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层面的翻译过程，还涉及文化层面的翻译。因此，向目标文化的专家进行咨询，获取他们对研究工具的内容、格式以及文化表达等方面的反馈，是确保文化适应性的重要步骤。我们需要使研究工具适应不同的文化，对不同的文化采取不同的测量方法。如杨芊等学者在使用公民诚信的测量工具时，根据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各自差异与特点，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整，确保了公民诚信测量方法的有效性。在量表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需考虑量表在中西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测量是否等同，尽可能减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偏差（张卫东，2001）。

　　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研究群体的文化适应性。Hofstede与Schwartz等社会学家开展对“文化”的量化研究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就考虑到了全球范围内研究样本的文化适应性（Hofstede&Bond，1988；Schwartz，1999；饶育蕾等，2012）。研究者需要使得研究工具与样本群体都适用于目标文化，增强研究的文化适应性。

　　3.4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

　　研究者需要减少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接纳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观点。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尊重文化差异并强调相互尊重（陈涵平，2003）。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要点包括两条。一是强调对自身文化及价值的推崇，二是反对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价值比较和排序（杨须爱，2015）。研究者在解释研究结果时，要避免使用自己文化的标准来判断其他文化，也不要在不同文化间进行价值比较和排序，而是努力从目标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目标文化的信仰和行为。研究者应公正和准确地评价不同的文化，接纳文化的相对性，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尊重：需要认识到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认识到文化规范和行为都只能在其文化背景下被理解；理解与尊重不同的文化，避免对其他文化赋予价值判断（valuejudgments；毕俊峰，2012）。

　　（作者/刘惠洁周欣悦|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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