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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家暴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责任编辑:tspsy-念暖发布于2021-03-02 16:41 浏览次

　　心理导读：要从加害人自陈报告中去测量加害人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有其困难度，原因是因为加害人对其施暴行为多有否认或淡化情形，因此，本研究欲探究加害人的施暴行为，除了加害人的自陈资料之外，被害者的资料亦为非常重要的参考。 ---www.tspsy.com

心理咨询师:家暴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婚暴加害人处置成效，为一调查法的研究，唯因样本取得不易，故采立意取样，期能初步达成以下目的：

　　1.了解目前方案的执行概况与执行内容

　　2.了解处置之加害人与保护令裁定前的加害人之暴力行为的差异

　　3.了解处置工作者在处置后的评估对加害人再犯行为的预测力

　　4.探讨加害人被害人在控制及暴力陈述的一致性为何

　　5.了解被害人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改善程度

　　要从加害人自陈报告中去测量加害人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有其困难度，原因是因为加害人对其施暴行为多有否认或淡化情形，因此，本研究欲探究加害人的施暴行为，除了加害人的自陈资料之外，被害者的资料亦为非常重要的参考。

　　（二）研究架构

　　本研究为一横断面的研究，针对婚暴加害人处置之前与处置之后，暴力行为相关性进行分析。

　　研究资料搜集方式是针对两组不同的加害人进行问卷调查，再辅以处置工作者与婚暴被害人资料做为参考。整体而言，本研究之研究架构可以图2表示。

　　若欲探究婚暴加害人的施暴行为，透过加害人的自陈量表来呈现，会有否认与淡化暴力表现的情形，其原因可能包括二者：加害人对暴力定义了解有限，故难以界定某些特定行为为婚姻暴力行为。再者，在保护令核发之后，加害人常处于情绪上的愤怒与震惊阶段，因此不愿意面对其施暴行为。故此，本研究的资料搜集是在二种不同的时机下进行，以进一步做比对与分析：

　　1.历经加害人处置，对认知与情绪层面有一段的处理经验之后，对保护令执行前之暴力行为进行回溯。

　　2.完成处置计划一年以上，对目前的暴力行进行调查。

　　透过此二种情形下的调查，期能降低样本否认与淡化暴力的影响。

　　（三）抽样方式、研究工具与研究伦理

　　本研究针对处工作者、法院所裁定的婚暴加害人、婚暴受害人进行资料搜集，抽样方式与研究工具的使用。

　　在抽样方式上，本研究采立意取样。在针对处置工作者的调查上，研究者考量城乡差距的平均性、方案发展的成熟度、处置工作者的工作年资三个指标。资料搜集时间自2010年至2011年。

　　针对婚暴加害人方面，处置工作者需基于其既有的工作性的关系，对其处置个案提出邀请，一方面透过问卷调查，了解其保护令核发前的暴力经验，另一方面对则对过去完成加害人处置之个案进行追踪，因为个案取得实属不易，因此成功完成访谈的样本数有限。

　　针对婚暴被害人的部份，在安全无虞的考量下，透过受访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取得接触，并进一步邀请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访谈者在完成访谈后立即进行问卷弥封，确实做到保密原则，避免加害人读取问卷内容，以维护被害人的安全与权益。

　　所有调查问卷搜集完成之后，研究者先进行编号，进而对问卷资料进行整理，将访谈同意书及含有个案基本资料的部份分开处理。以确保问卷内容的匿名性。并在编码后将问卷资料妥善保存。

　　四、研究结果

　　社区追踪共进行46组案例的调查与分析，透过电话、实地访谈、及当时处置工作者的资料搜集，了解个案的处置时期的表现、处置后的暴力再犯情形。资料搜集对象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及处置工作者。其中加害人部份，透过多次联系，最后能顺利取得联系并进行追踪访谈者约占30.61％，无法进行访谈的原因包括：联络方式变更而无法联络上、死亡、对保护令之申请仍感愤怒而拒访、对关系感到失望而拒访、安排好访谈时间但却突然中断联系（爽约）等等。而被害人的资料搜集最为困难，因为双方分居、离婚、被害人资料搜集的安全考虑、缺乏被害人追踪管道而使得被害人追踪仅占46例中的8例，占全部的17.39％。在处置工作者方面，本方案曾邀请10位处置工作者参与，同意加入者为7位，占70％，不同意者占30％。

　　（一）工作者分析

　　参与此次方案者原则上为家暴加害人处置方案的处置人员，是指个案在接受处置期间的处置工作者，全部工作者共七人，以下就此七名处置工作者的基本背景进行分析。工作者取样过程主要是考量全国加害人处置方案发展的成熟度、城乡的平衡性、与对工作的熟悉性。选取新北市、嘉义县、屏东县三个地区方案，以及工作2年的以上的工作者，做为分析的标的。

　　1.工作者基本资料分析

　　处置工作者中有三名男性、四名女性；而有协同工作的处置者有6位，可见大部份的家庭暴力处置工作都有协同工作者一同工作，而这6位中，有2位是异性间共同工作，有4位是同性间一同工作。而有一位是独立运作无协同工作者，学历方面则大学占三名，硕士班以上为四名；其工作背景分别为社会工作、临床心理与谘商心理三类。

　　处置年资上，处置人员中均相当有经验，六年以上处置经验者有四位，占57.1％，四年至五年者有二位（28.6％），二年至三年者有一位（14.3％）。

　　2.处置计划的理论模式

　　在处置模式中，多数的处置工作者均是使用综融的模式，其中最多的是社会情境与学习模式，占85.7％，其次为生态模式与父权制模式，占71。4％，再者为女性主义模式，占57.1％。资源模式、形象互动论与精神分析模式则较无被使用。

　　3.处置计划的核心主题

　　在处置计划的内容上，则多使用到认知行为改变的技术，而其中家暴法律课程则是每个团体必然传达的内容，其它则多会重视加害人情绪疏导、沟通技巧、暴力责任探讨，有四位处置工作者会谈及权力控制议题、亲密关系处理、酒精和药物滥用议题、发展对被害人的同理心、强调人性的正面态度和正向经验，有3名处置工作者会谈及自我肯定与亲子关系的问题，男性自我探讨则有2名处置工作者会谈及。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受访的加害人处置工作者性别比例平均，专业背景亦多以心理、社工背景为主，而加害人所面临法律与情绪议题及社会所关切的暴力行为改变及权控议题均在处置工作的实际历程中呈现。

　　（二）加害人资料分析

　　本研究的加害人样本共计46位，处置类型多为认知教育辅导(36人)，其次为戒酒教育辅导(11人)。处置时数在10-48小时之间，41.3%(19人)参与24小时处置；其次为36小时(17.4%，8人)。

　　1.加害人基本资料

　　本研究共调查加害人样本共计46个个案，其中年龄分布在29至73岁之间，平均年龄46.93岁，标准差为9.34。

　　加害人职业最多为技术工及有关工作人员，占26.1％(12人)，其次是服务业与农林渔牧工作者(各占13%，6人)，无工作者则占13。0％(6人)。

　　在收入与经济状况方面，受追踪样本中，加害人个人月收入多在三万到五万之间占32.6％，有6.5％的人无收入，而1-2万的月收入者亦占15.2％。

　　另一方面，就全家收入情形而言，有52.2％的家庭全家月收入低于4万元，可见收入有偏低的情形。而对家庭经济感受压力的情形来说，有52.2％的个案感受到家庭有经济压力。

　　2.加害人物质使用情形

　　在追踪个案之中，有15.2％的个案有每日饮酒的习惯，而将近1/3（28.3％）的样本，每周饮酒三次以上。然而另一方面，很少饮酒（每年2-3次）与不饮酒者则占32.6％。一般而言，饮酒者的自陈量表中常有低估饮酒频率之情形，由此来看，将近有1/3的样本每周饮酒3次以上。

　　在饮酒种类上，饮用40％以上酒精浓度的酒精者占34.8％为最多，就实务经验来看，饮用浓度40％以上酒精之饮酒者与经常性的习惯性饮酒者有相关性。

　　此外，95.7%(44人)的施暴者否认有药物滥用的经验，93.5%(43人)的施暴者否认有赌博习惯。

　　3.加害人家庭生活状况

　　到受访期间为止，加、被害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多在16-25年之间，占全部的39.2％，过去过同生活经验低于5年者，仅有4位，占8.7％，可见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很长。婚姻状况方面，目前有50.0％为已婚或同居者，其它的均为离婚、分居或丧偶等。

　　受访个案中，有39.1％表示童年时期有受暴经验，另外，60.9％表示没有受暴经验，此一数值和国外对加害人的调查数据相近（彭淑华等译，1999）。

　　（三）加害人施暴行为分析

　　此大项分为三个部份来讨论，首先，先讨论加害人处置是否有成效；其次，探讨处置工作者在团体过程和团体结果评估上，对加害人的再犯行为是否有预测力；第三，讨论加害人与被害人在控制及暴力陈述的一致性为何。

　　1.加害人处置的成效

　　若要谈及加害人处置的成效，在本计划中，尝试将个案的控制与暴力行为自陈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处置前后的暴力行为表现。

　　个案在处置之前，对配偶的行为控制次数平均为一年16.86次，处置后一年内对配偶的行为控制次数为6.07次，二者在处置前后对对配偶的控制次数降低情形已达显着差异（p=0.026）。在另一方面，加害人在处置前对配偶的暴力次数一年平均为11.50次，处置后平均为1.33次，暴力次数降低情形亦达显着差异(p=0.19) 。

　　2.处置工作者评估对暴力再犯的预测

　　在处置结束后，工作者基于处置过程的观察，会提供一份评估报告，此报告对往后个案的再度施暴的情形是否有预测效果？以下首先简述评估的内容架构，再说明处置工作者评估的预测效果。

　　处置工作者的个案处置结果评估项目包括：

　　学习表现、成就：认识暴力程度

　　承认暴力行为

　　同理被害人感受

　　愿意改变暴力行为

　　学习态度：参与讨论程度

　　配合度

　　加害人处置工作者个案处置过程评估的分数与加害人再施暴的可能性并无显着相关（p值均＞.05），就加害人处置成效而言，加害人在处置过后，暴力行为的次数有明显的下降，而处置工作者的过程评估状况，在统计上，在此评估工具与评估方式下，并不具有预测其施暴的可能性之意义。

　　3.加害人与被害人在暴力陈述的一致性

　　在本方案的追踪资料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同时的可得的资料仅有8份，占全部的17.39％，与这与Feder 和Forde（2000）的研究中，在一年的追踪期间，只能得到21％的样本的情形相去不远（摘自Vincent，2000与Gondolf，2001）。这样的追踪率，若冒然进行统计分析，便有可能造成结论的偏误。然而，从这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亦值得逐笔来看看加害人与被害人对施暴次数观点上的差异（表13）。至于加害人与被害人自陈量表中控制与暴力的次数差异代表何种意义?是加害人淡化次数或被害人夸大化被害次数?可能各有不同见解。然而，基于安全与保护被害者的立场，我们暂且用被害人的自陈资料为标准，弱化次数即为加害人描述与被害人描述的差异。此外，样本资料有8个，因此加害人弱化次数除以样本数即为每人平均弱化次数。意即:

　　加害人弱化次数＝加害人描述次数－被害人描述次数

　　每人平均弱化次数＝加害人弱化次数÷样本数

　　一年当中加害人对被害人施行控制每项的平均弱化次数至少在0至1.875次以上，一年中总控制次数加害人自陈每人为6次，被害人自陈为每人28.25次，每人约弱化22.25次。若以比率来看，被害人的报告次数，为加害人4.71倍。而加害人对控制行为的描述，平均弱化次数至少在1次以上者，在20项控制行为中至少有14项，其中包括对我大吼大叫、对孩子大叫、怀疑我的行踪、查探我的活动、故意给我坏脸色看、没事找我的碴、批评我、批评我的家人或朋友、故意让我没面子、威胁性地用手指着我、假装要打我、限制我的社交活动、在争执中利用孩子来对抗我、对我唠叨不休；而在最易弱化的前5项为，「对我唠叨不休」、「没事找我碴」、「故意给我坏脸色看」、「批评我」以及「对孩子大叫」。在上述资料中，虽无法读取加害人弱化控制次数的原因，但对加害人而言，若对被害人处境的同理能力受限的情形下，显然无法理解自己的言行对被害人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解释为被害人「强化」控制次数，推测被害人已对加害人形成既定的知觉脉络，进而形成刻版印象，而把知觉到的刺激归在既定的脉络中。

　　一年当中加害人对被害人施行暴力每项的平均弱化次数至少在0至2次以上，一年中总暴力次数加害人自陈每人为1.625次，被害人自陈为每人16.125次，每人约弱化14.5次。若以比率来看，被害人报告的次数，为加害人所报告的9.92倍，相对于「控制」层面的4.71倍，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暴力行为的界定与认知差距更大。而加害人对控制行为的描述，平均弱化次数至少在1次以上者，在28项控制行为中至少有6项，其中包括用他的拳头或手或脚来威胁我、大骂或威胁小孩、对我大骂大叫、诅咒我、他用自杀威胁我、威胁要杀我；而最易弱化的前5项为大骂或「威胁小孩」、「对我大骂大叫」、「用他的拳头、手或脚来威胁我」、而「诅咒我」、「他用自杀威胁我」、「威胁要杀我」同居第五高。加害人一年内平均暴力次数（至少16.125次）虽然较平均控制总次数（至少28.25次）少，平均暴力弱化次数（14.5次）也比平均控制弱化次数（22.25次）少，但其中弱化项目中，「他用自杀威胁我」、「威胁要杀我」均有危及生命的可能性，实需进一步注意。

　　明显可见的暴力，大部分也容易被定义成传统认知上的暴力，几乎都属于肢体暴力的范畴。在此范畴的暴力，弱化程度都在0.5次以上，可看出在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间的认知差距上，其肢体面向上的暴力的区认明显小于精神或语言上的暴力区认。换言之，加害人和受害人对肢体暴力的定义共识程度要高于精神及语言上的暴力程度。亦可解释实务上，许多加害人会觉得他并没有使用语言或精神上的暴力，诸如「骂三字经是我的习惯」、「我只是在讲道理给孩子听」、「我要她听进我的话，但没有伤害她」。

　　以上，加害人及被害人对控制及暴力的知觉呈现的差异，与实务工作者的实务经验大致印象相符，加害人多数对在保护令上所描述的暴力行为，会觉得过于夸张，认为被害人过度渲染。

　　4.被害人生活质量变化：

　　被害人的生活质量方面，在处置前后，被害人健康方面的生活质量分数有所改变，平均自54.38分提升至68.75分，整体而言，平均提升了14.37分。

　　另一方面，处置后，被害人在生活质量评价和享受程度方面，仅有1人表示「不好」或「完全没有享受」，其它7人均感受到中等程度的好以上或有一点享受以上，这样的呈现亦可从下表16与表17中得知。整体而言，在此次追踪虽碍于样本数所限，无法得知被害人生活质量和享受程度改变的因素，但仍值得吾人参考及持续关注。

　　如上所述，处置前后，就加害人施暴资料显示，加害人施暴情形有显着的降低，唯其与被害人自陈情形来看，每人每年施暴及控制次数至少淡化14.5至22.25次以上，就本追踪资料分析，淡化次数限于样本数量不足，虽不具推论的意义，唯是否有后续追踪之必要，值得吾人进一步深思。

　　（作者：陈怡青；李维庭；张纪薇；李美珍 | 来源：t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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