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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从创伤中走出来？

责任编辑:tspsy-念暖发布于2020-12-10 11:16 浏览次

　　心理导读：面对同样的痛苦境遇，人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差异。至少有三个心理因素可以说明为何人们对同样的痛苦境遇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首先，对有些人来说，创伤事件颠覆了他们对人生的一些基本信念，基本信念的崩溃导致长期的心理痛苦。其次，一些人在事件发生前已出现忧虑情绪，这些人则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则更大。第三，某些应对方式也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的危险。 ---www.tspsy.com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原因似乎很明显：创伤。很容易理解强奸和虐待的受害者，在车祸中失去爱人以及在风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等一些有过痛苦经历的人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为什么这些痛苦经历会对某些人造成持续和严重的心理伤害呢？而且，某些人在事后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另一些人却不会呢？研究员已经鉴别可能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多种因素。

　　一、社会因素

　　创伤事件的性质是人们是否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一点并不奇怪。而且，亲人和朋友的反应也对幸存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易致病性有重要影响。

　　1、创伤的严重性、持续时间和接近性

　　人对创伤事件反应最有效的预测指标是创伤的严重性、持续时间和接近性。也就是说，创伤越严重，持续时间越长，且对人产生直接影响，则幸存者更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例如，在前线服役时间更长或曾被俘的退伍老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大于没有类似经历的老兵。遭到暴力轮奸的强奸受害者比时间较短、行为较温和的强奸受害者更可能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因自然灾害失去家园和爱人或自已受伤的幸存者比受灾害影响较小的人更可能患创后应激障碍。

　　2、杜会支持

　　预测人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的另一个指标是创伤事件发生后是否获得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如果人们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恢复期内可以和他人谈论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回忆，并获得他人在精神上的支持，则比没有得到同样支持的人能更快走出创伤的阴影。例如，丈夫自杀的妇女如果能够和支持她们的朋友谈论自杀的话题，对她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利的。

　　有些事情可能难以向外人启齿，而且由于社会认为这些经历是一种耻辱，因而有过这些经历的受害者很难得到社会支持。家人自杀、性侵犯、爱人因艾滋病去世等都属此列，如果爱人是因艾滋病去世的同性恋者则更是如此。一些理论家认为参加越南战争的士兵比以前的退伍老兵更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美国社会对越南战争存在诸多争议，所以重返祖国的士兵得不到家人朋友同样的支持。与此类似，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是因为女性最常经历的创伤（例如性虐待）大多是令她们感到耻辱的、与他人有关的痛苦经历，而男性的经历大多为战争等不带有耻辱性的事件。与之相比，整个社区共同经历的类似地震、洪水或台风等灾难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则较小，因为人们可以和有类似经历的其他人谈论这些话。例如，1989年旧金山市海湾区发生7.1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的最初两三个星期里几乎人人都和朋友、邻居谈论此事。而且，社区领导者还集合各种资源满足人们的需求，一种“热情参与”和“互相支援”的精神通过媒体和人们的交谈传播开来。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可能和这些群体在创伤发生前后获得的社会支持的差异也存在一定联系。拥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群体患创伤后应激障的可能性小于支持网络较弱的群体。例如，来到新的国度后能够融入当地本已存在的家乡文化氛围的东南亚难民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小于在移居国无法找到文化认同的东南亚难民。

　　二、心理因素

　　面对同样的痛苦境遇，人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差异。至少有三个心理因素可以说明为何人们对同样的痛苦境遇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首先，对有些人来说，创伤事件颠覆了他们对人生的一些基本信念，基本信念的崩溃导致长期的心理痛苦。其次，一些人在事件发生前已出现忧虑情绪，这些人则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则更大。第三，某些应对方式也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的危险。

　　1、动摇的信念

　　在生活中，我们对自己和世界运转的规律有许多信念，这些信念大多数时候有助于我们感觉良好，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就可能将其摧毁。

　　首先是自己不会受伤害的信念。大多数人觉得只有其他人会碰上倒霉事，而不会是自己，例如：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使家园被毁或遭到绑架或强奸。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时，认为自己不会受伤害的幻想破灭了。人们感到脆弱无助，对新的创伤事件的迹象高度警觉，并可能表现出持续的焦虑症状。

　　第二种基本信念是认为世界是公平和有意义的，任何事情发生都有良好的理由。那些没有道理、非正义或罪恶的事件会颠覆人们这种想法，例如，恐怖分子对幼儿日托中心实施炸弹袭击，或青少年随意射杀同学。

　　第三种信念是认为好人，即“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不会交厄运。创伤事件的幸存者会说自己为人善良，不知灾难为何降临自己头上。调查发现尼泊尔附近不丹地区被迫离乡背井、饱受折磨的许多难民把自己的不幸视作因果报应。对强奸受害者所做的调查发现具有责怪自己的性格的人，即认为遭到强奸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比不怪罪自己的人更加抑郁。因不幸而怪罪于自己会使人们认为自己是“好人”的想法动摇。

　　里诺尔·特（Lenore Terr，1981）在对1976年丘奇拉校车劫持案中观察到了受害儿童这些信念的动摇。26名5～14岁的儿童在搭乘校车时被劫持，后被埋于地下的卡车拖车内。在劫持事件发生27小时后，其中两名男孩挖洞将这些孩子解救了出来。几个月后，在采访这些孩子时，有些孩子肯定地认为某些事情是导致他们被劫持的原因，或预示着他们将会遭到劫持。9岁的玛丽说：“那天我踏进了一个会让人倒霉的街区……我想如果我不去那儿，即使发生劫持事件，也不会落在我头上！”其中5个被劫持的孩子责备父母没有留意到事情发生的“信号”。14岁的鲍勃是把孩子们解救出来的其中一个男孩。自那以后，他开始觉得是上帝把他派到校车上解救其他孩子。后来，这种认为自己是英雄的法使他做出了非常危险的举动。劫持事件发生一年半后，他朝停在家门前的汽车里的一位无辜男子开枪，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不被绑架”。

　　2、忧虑

　　人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前的忧虑程度也可以推测其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的可能性。事件发生前已经现出持续增加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人，患创伤后应激明的可能性大于情绪正常者。例如，对安德鲁风幸存者的调查发现，风发生前已经有焦虑情的儿童比情绪正常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参战前已存在心理问题或人际关系不和谐的退伍老兵也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非裔、拉美裔和土着美国退伍老兵患创伤后应激障得的可能性大于白人土兵。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兵在战前和战后都受到歧视，导致忧虑情绪恶化，因而增加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的危险。

　　3、应对方式

　　应对压力和忧虑的方式也会影响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易感性。多项研究表明，采取酗酒、自我隔绝等自暴自弃或逃避方式来应对压力者更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1989年的一项研究收集了旧金山地震发生前的一些数据。研究人员幸运地在地震发生前不久收集到了一组学生的应对风格和情绪健康状况的资料。然后，在地发生10天和7个星期后，研究人员对这些学生的抑症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分别进行了两次评估。他们对采取沉思应对方式的学生尤其感兴趣。采取这种对方式的人持续关注并担心自已的忧虑症状，但不会为此采取任何行动。这些学生在地发生后不久和7个星期后出现抑郁症状和创伤后应激

　　障症状的可能性都大于采取其他应对方式的学生。即使考虑到学生地震前的忧虑程度和地震造成的应激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因素，结果也是如此。同样，对严重汽车事故的幸存者的调查发现，事故发生后总是念念不忘的人在事故发生一年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较大。

　　另一种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危险的应对方式是解离。解离包括一系列表明与创伤和当前事件相脱离的心理过程。创伤事件发生后，出现解离症状的人可能感到他们身在别处，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自己的痛苦经历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创伤事件后不久即出现解离的人更可能患创伤后应激障。一些研究认为拉美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更容易出现分裂，因而可能增加他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

　　最后，许多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创伤事件过去后都会试图从中找到某些意义，以此作为一种应对方式。人们试图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或目的，或试图理解它对他们生活的意义。心理动力学和存在主义理论家认为寻找创伤事件的意义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它可以引导人们对创伤获得某种控制感，并将这一经历与对自身的认识相结合。他们认为，能够理解创伤事件意义的人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长期情绪问题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能够比其他人更快走出创伤的阴影。那么，人们怎样理解创伤事件呢？一些人以宗教或哲学信仰为支撑。例如，近期丧亲的教徒会认为上帝需要他们所爱的人在天堂里，或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带走他们，这种想法有助于他们理解自己的损失。其他人则称失去亲人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人际关系，并做出积极改变，这有利于他们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

　　下面的例子是一个数月前失去至亲的人说的话：

　　回首过去，如果我没有那么做，想来也许我会错过所有的一切——这些成长和理解。

　　我喜欢将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做札物，无论它们因何发生，怎样发生。札物不一定只是带来喜悦，只要发生了便是一份礼物……都有它的意义。我一生经历了很多痛苦……而我从中收获颇丰。虽然我并不愿意再次经历那些痛苦，但是我对生活中的一切心存感激，因为正是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人生要经历许多欢乐和悲伤，但是无论欢乐或是悲伤都使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

　　我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因为我在44岁时发现自己真的喜欢自己。如果我不曾经历所有的磨难，我便不是现在的我。因此，人生在许多方面都如同一次很好的旅程。如果生活中没有那些人的存在，我就不会有幽默感，而幽默感正是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事物之一，不是吗？近来，我感到自特别幸运。

　　有些人无法理解他们的丧失或其他创伤的意义，这些人更可能出现持续的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例如，在乱伦事件结束平均二十年后，研究人员询问了71名女性受害者。他们发现一半的女性仍然试图弄清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妇女提到诸如“我总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但是没有答案”以及“没有道理，这不应该发生在我或任何孩子身上”。这些女性越是努力试图弄清事情发生的原因，就越可能重新体验到乱伦发生时的感受，从而精神紧张程度也会增加，社会生活能力也随之降低。由于沉溺于过去不能自拔，她们不太能够集中精神于现实和今后的问题。在试图理解过去的创伤时，她们事实上使自己深陷于过去。试图弄清性侵犯或种族灭绝行为等创伤事件发生的原因尤其困难，这些事件的本质违背了人最根本的道德准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

　　三、生物因素

　　近年来，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决定人们在经历创伤事件后是否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生物因素。这类研究的重点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和正常人在与应激反应有关的生物系统机能方面的差异。某些研究指出基因和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易感性有关。

　　1、高度生理唤醒

　　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和正常人之间在控制情绪和应激反应的大脑区域存在某些差异。想象战斗场面时，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老兵在控制情绪和记忆的前扣带回和杏仁核等大脑区域血流量增加。与之相比，未患病的退伍老兵在想象战斗场面时，这些区域的血流量不增加。对在童年期遭受过性侵犯，并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害者和没有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害者进行比较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某些研究也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海马受损。海马和记忆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报告的某些记忆问题可能就是海马损伤导致的。此外，海马对消除恐惧反应有一定作用，因此海马损伤可能干扰了人们克服唤起创伤事件的刺激的恐惧反应的能力。

　　皮质醇是做出战或逃反应时释放的主要荷尔蒙之一，皮质醇水平升高通常表明应激反应升高。有趣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皮质醇的基线水平（当患者没有面对唤起痛苦回忆的刺激时）通常低于非创伤后应激障者。在应激事件后，皮质醇会关闭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偏低的皮质停水平可能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延长。因而他们可能更容易对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产生条件化恐惧反应，进而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一项纵向研究在交通事故发生一两个小时后检测了伤者的皮质醇水平。6个月后，检查这些人是否患创伤后应激障，则患者在事故发生后检测到的皮质醇水平显着低于非患者。以强奸受害者为对象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这些资料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创伤事件发生前皮质醇基线水平偏低，这种异常的皮质醇低水平可能影响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

　　虽然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皮质醇水平偏低，但是他们面对压力时的一些其他生理反应却很强烈，这些反应包括心率加快，神经递质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这可能是因为容易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在创伤事件后会出现各种应激反应调节系统的解离或脱离，这些调节系统包括下丘脑垂体一肾上腺（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HPA轴无法分泌足够的皮质醇来关闭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从而可能导致大脑受到肾上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其他神经化学物质的过度影响，进而使人对创伤经历留下过分深刻或不恰当的记忆。

　　2、基因

　　有证据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遗传性。对400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如果双生子中的一位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则同卵双生子中的另一位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高于异卵双生子。对大屠杀幸存者已成年的后代的有趣研究发现，他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高出对照组3倍，而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大于未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幸存者的后代。反过来，父母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年人皮质醇水平通常都偏低，无论他们是否有过创伤经历或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这说明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之一低皮质醇水平具有遗传性。

　　（作者：苏珊·诺伦 | 来源：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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