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 从姚晨、李阳到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张炘炀等，柴静最近的每一次专访几乎都引起褒贬不一的话题。荧幕前的克制、平静背后，她有一套正在实践中的采访逻辑。自我对自我的抵抗，是其中的一部分。      ——心灵花园
 

　　
　　从姚晨、李阳到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张炘炀等，柴静最近的每一次专访几乎都引起褒贬不一的话题。荧幕前的克制、平静背后，她有一套正在实践中的采访逻辑。自我对自我的抵抗，是其中的一部分。
　　
　　柴静对抗柴静
　　
　　柴静和柴静长得别无二致。前一个生于1976年，女，中央电视台记者。后一个则只有当这个记者采访时才准时出现。
　　
　　是“她”在与新闻当事人对话、问答。“她”是她的战斗版和加强版，“她”会作出超出她经验之外的反应，这些反应令她意外和吃惊，但她总是发现，“她”比她更对。
　　
　　“你知道在赛马跨越障碍的时候，最好的赛手的心态是你既不要鞭策它，也不要控制它，你要完全地信任它。采访前我做准备，有时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办，通常智力不能抵达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你得信任一下那个叫柴静的人，她更接近直觉，你别拉缰绳。”
　　
　　11月8日，记者节，在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参加完节目播出以来首次总结会的柴静如此向我描述她的工作体验。过去三个月中，她于每周日晚22点36分，坐镇新改版的《看见》节目，对话姚晨、李阳、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北航16岁博士张炘炀等人，就传播率和随后引发的平面媒体跟进而言，反响可谓不俗。节目制片人李伦欣然告诉本刊记者，《看见》已经“小幅超额”完成收视率任务，这对一档仍在边做边找准确定位的新节目来说，值得表扬。
　　
　　对柴静的采访一直深陷埋伏圈。但凡起身告别，邻桌的客人都会跟过来递名片，要她签名。一个服务生神速地脱掉围裙，掏出手机拍摄合影。人们事先排练好一般说着同样的话：喜欢你的节目。
　　
　　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她”。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沉默在尖叫》），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都说好，但“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
　　
　　在那次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
　　
　　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看过播出，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对面发来一个力，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她说这是在《新闻调查》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
　　
　　柴静的声名鹊起于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一档周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当时她刚从长沙铁道学院专科毕业，学的是会计。在那个电台节目对学生群体有着巨大入侵力的年代，柴静读文章，读来信，播音乐，迷倒湖南众生。节目的片尾曲是郑智化的《让我拥抱你入梦》，痴男怨女们常在其中落泪，难平。柴静念出收信地址，“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后来写了书，取名《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小女生的文艺气总是吃香的。柴静在博客里写她1998年刚来北京时的经历，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教授于丹告诉我，逢年过节，她的手机里总有看不过来的长长祝福，但柴静的短信令她独钟，常常就是六个字：姐姐，岁月静好。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看过不少柴静的节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把柴静称作“电视人里少有的有逻辑思维的人”。
　　
　　“她跟采访者的情感碰撞是很丰富的，虽然表面上冷静，但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信号传递出来。”杨禹说，只是有些时候，柴静的情感投入偏多，“我能感觉到她的问话，外松内紧。她自己绷得比较紧，需要缜密地推动她的谈话，表面上当然是微笑，倾听，平等沟通，但有时候显得刻意。”
　　
　　《看见》采访药家鑫父亲药庆卫时，药父讲述了一个细节：在父子短暂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药家鑫提出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但他没同意。
　　
　　“我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药庆卫向柴静复述他的原话。
　　
　　这时柴静没有看他，也没看镜头，低着头说了一句：“那个话可能他听了也很难受。”
　　
　　在摄影机取景框以下，观众看不见的位置，柴静正用笔尖扎着自己的手背，以求克制。
　　
　　“我有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的瞬间，而且流露了。”柴静说，“我大致能体会药家鑫当时的心情，他想有最后的救赎，或者留点什么，但是被用一种挺刺激的方式拒绝。我也理解这个父亲，他一直在激愤的痛苦中，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很深的无奈：这就是人的悲剧的来源。”
　　
　　柴静的博客和刚写完的书中，有相当内容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好在如今的社会尺度对记者足够包容，甚至“将记者的情感流露视为亲切，觉得他们挣脱了面无表情的模式化，体现出了人味”。但这个阶段也会过去。柴静说起自己与一个理想中优秀的采访者的差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她也有自己的倔强。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专升本时，她在一家知名文化类杂志实习，月工资300块。她去中科院植物所采访，被研究员对物种的天然喜爱打动，交上的稿件题为《棉田里的守望者》。
　　
　　编辑看了很快回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你去编译一点国外的资料。”柴静不解，作了点小抗争：“我觉得国内的困境也提一下。”编辑还是说不需要，“你改不改？”柴静说不改。电话挂断了，她也没再去。
　　
　　她也不惮批评同行，以不点名的方式。11月9日下午，她比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晚来了一些，就为了在家写完一篇博文《没忍住》。她看到在对深圳杨武事件的报道中，有报社记者直接对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杨武说“你太懦弱”。随后，又有大批媒体跟进采访，她看到同行们用话筒堵住躺在床上的杨武妻子，要求对方揭开隐私。
　　
　　“我以为，中国媒体这么多年了，在基本的新闻伦理上还是有共识的。”柴静愤愤地说。
　　
　　在总结会上，柴静从《60分钟》说到《The Daily Show》，都是美国知名电视栏目，又从唐·休伊特（《60分钟》主持人）说到拉里·金，并在合适的时机引用龙应台和张爱玲。
　　
　　几个80后编导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做不做林青霞。主编的意见是，考虑到稀缺性，这个人物只要能约到便做。柴静并没附和，“我不太想追逐明星。我担心他们已经对媒体习以为常，然后觉得你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觉得与其花这样的时间，不如去关注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那些人群。”
　　
　　她在会后对我解释，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采访的对象，她只是觉得采访明星那条路最好走，如果思想上懒惰，就很容易走过去。
　　
　　柴静说，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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