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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解析:莫言的叛逆精神

责任编辑:tspsy-流年发布于2012-10-27 22:11 浏览次

　　心理导读：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 ——www.tspsy.com

心理解析:莫言的叛逆精神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是笔名。莫言坦言，选择这个笔名是为纪念那些不能向任何人说一个字的年月。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当时他们村里的人总在搞斗争。他父亲是农民，但他们家生活安乐，父亲担心他可能会说些不适宜的话，可能让他们家惹上麻烦，所以父亲让我不要讲话，装作哑巴。

　　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因为其作品，争议从来没有断过。随着诺奖的光顾，争议也被推到了新的高潮。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作家中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崔永元也曾在微博力挺莫言：“莫言配得上这个奖”。莫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不妨从心理学的角度一探究竟。

　　童年：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没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也不知从哪一年起，莫言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莫言说：“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

　　心理分析：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莫言也不例外，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冰心所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时期正置左倾思潮横行的时代，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过于严厉，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逐渐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文学系的同学这样描述他:“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

　　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莫言曾说到，“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莫言的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产生的推动力作用的结果。这也导致莫言对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对艺术的理解，带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现为对生命本体悲剧的展示，即对生的悲剧、死的悲剧和性爱的悲剧的体验性描述。

　　《檀香刑》：莫言的文学迷宫？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上个世纪之交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民间爆发义和团运动、袁世凯进行残酷镇压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高密县东北乡”的一场血腥的斗争、一种可怕的刑罚以及一段疯狂的爱情。《檀香刑》既是一部具有史诗般辉煌气质的小说，也是一本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鲜活素材。它的目光指向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书页里，它的尾巴却遗留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之中；它是虚构，也是纪实，因为它表达了当代文化人对百年历史的记忆、追溯乃至重构。

　　《檀香刑》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莫言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在当代小说家中，他无疑可以列入最优秀者的行列。《檀香刑》也大气磅礴地显示出莫言在民间文学上的自觉求索。在当代小说家中，他是少数有向土地沉潜倾向的作者之一。然而，有评论认为：《檀香刑》也凸现了包括莫言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在思想能力上的缺陷和在精神向度上的偏差。作家对历史的反思迷失在他本人充沛的激情之中，作家对现实的关照消解在他本人灿烂的文字之中。莫言没有走出他自己建构的“文学迷宫”和“语言乌托邦”，当他在为自己所创造的海市蜃楼而感到心醉神迷的时候，他也同时放弃了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现代公民最基本的价值立场和美丑判断。

　　评论家摩罗写到： “莫言的暴力描写，曾使我震惊。一个作家能让读者产生生命的震惊，这应该说是一种成功。可当我从中国作家的文字里读出一种普遍的暴力描写瘾时，我的震惊中的审美意味就立即消失，而变成文化发现式的震惊。”在莫言笔下，酷刑不再是被谴责的对象，反倒成了被赏玩的戏剧。有人担心，当暴力和酷刑被作家毫不节制地加以审美化之后，其美学范示便欣然获得了一种坚硬的历史合理性。于是，不仅“檀香刑”由作家的想象成为一种“合理的历史”，进而，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实存的一切残暴、邪恶和黑暗，也都在作家笔下获得了全面的赦免。

　　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

　　心理分析：莫言的精神创伤不仅表现在自卑，还表现在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叛逆与审丑倾向。

　　作家的缺失性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的心理动机。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强烈的反叛意识。

　　从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在早期的《红高粱》系列、《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近年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皆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反叛道德、伦理，破坏规范和权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对文学的审美把握表现出审丑倾向。

　　可以说，莫言在小说创作中的审丑倾向是他反叛的一种姿态。传统文学大多数处于古典美学的范畴，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子不语，怪、力、乱、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儒家几千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一种话语霸权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莫言心灵的创伤是因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产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因此，审丑是莫言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他张扬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在这里，审丑便有了积极的意义，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忠实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超越了美与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剥人皮场面的描写，有恋儿大难临头之际黑色预感的渲染和神秘体验，有襁褓之中的婴儿被粗暴、残酷地扼死的场景，一支农民游击队在墨水河全军覆灭、横尸沙场的画面，一个心情抑郁地忏悔着自己莫须有的罪过、以自己的失语为自己赎罪的孩子的心声，乃至于肢体上的残缺，独眼、断手、哑巴，苍蝇和大便，月经和生殖器，死鱼样的眼睛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厌恶与不快的场景和形象。莫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正是其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反叛与意义的消解。

　　莫言不仅是一名作家，还在有政府味道的作协任副主席，是活在体制内的所有人的一个缩影。有批评者隐隐约约地敲打莫言：“清水衙门内对于民主有所向往的官员，在隐姓埋名发表不耻于现今官场生态的贴子后，转身又应官僚的邀请去赴某个公费吃喝的宴席。穷追某些职能部门失职的记者，在写完激情喷发的社评后，又赶赴某某部门的新闻发布会上领取一个无伤大雅的红包。油水丰厚的部门里书生意气的中层干部不屑于与同事那样营私苟且，但又心安理得的接受各种名目繁多的补助、津贴。”

　　每个体制内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心安理得的沉默享用着体制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每个体制内的人都自觉的在体制内化身为高墙上沉默的砖头，然后流着眼泪看着一颗颗鸡蛋撞在高墙上，粉身碎骨。所有沉默的砖头都心安理得的认为，所有的罪恶都归于高墙，自己只是一块身不由己的砖头，不能够改变什么，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在批评莫言的人看来，莫言一如所有沉默的砖头，没有任何愧疚。

　　别拿“体制”说事

　　“体制”可理解为包括某种规则、习惯、意识和氛围的环境。因为人对一种事物的依赖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维以及习惯，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外后，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想在新的体制内寻找旧的体制拘束。就和一个方形在大的方形内可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但如果大的环境变成了圆形，那么方形就开始以自己的形态去配合圆形，这是不可能的事，而最终方形会心身力竭，悲剧就会这样的发生！但如果方形将自己的容积变大，或者变小，它未必在圆形内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而这种习惯性就是体制化。

　　因为莫言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批评莫言没有独立的人格是不公平的。而且，批评莫言没有独立人格的声音多半发自和谐社会的对立面，他们为高行健愤愤不平。在媒体见面会上，有记者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表示，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延安文艺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

　　莫言进一步解释称，《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对推翻腐朽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再看，确实有巨大的局限，比如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莫言表示，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延安文艺讲话》的局限，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莫言还说，很多批评我的人，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看过，就会发现，我的作品是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作品大不一样。

　　（文/心灵花园唐山心理咨询网 www.tsp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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