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堂:父亲角色缺失的原因(2)_唐山市心理咨询_唐山心理咨询师_唐山心理医生_催眠治疗师

心理学堂:父亲角色缺失的原因(2)

责任编辑:tspsy-思思发布于2018-01-29 14:44 浏览次

　　心理导读：世界大战犯下的罪行远不止扼杀了数百万孩子的父亲。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退伍军人活生生地从他们的孩子身边夺走的战争:他们虽然回来了，但是再也不能恢复他们的父亲身份了。最后，对家庭而言，没有什么不同。父亲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回家的时刻。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父亲角色缺失的原因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相当于退化到了动物的生活。奴隶主在无意中推动了这种退化的进程，并以此巩固他们的优越地位。但是由于住得很近，而且奴隶和主人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无意中具有某种相似性。事实上，白人男性更加彻底地退化到了原始社会的状况:他们和女奴隶结合，让她们怀孕。一旦孩子生下来，孩子不仅得不到承认，而且他们的父亲主人还可以把他们和母亲一起卖掉。就像在动物界一样，孩子完全由母亲抚养。

　　莫伊尼汉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他假定了父亲的缺失及其随后这些人被社会边缘化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另外有些人认为两者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认为社会经济困顿最终导致了家庭的贫穷。在美国，唯一能确定的是以下两方面的关系：一个群体父亲缺席的程度与它的社会边缘化程度是密不可分的。无论如何，莫伊尼汉的报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它不仅引发了未来社会对贫困的数量间题的讨论，而且引发了人们对贫困的性质问题的关注。

　　在随后的几年里，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198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85%在20岁前成为父亲的黑人没有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同样的情形在同年龄段的中产阶级白人中的比例为23%。与此同时，吸毒与青少年犯罪现象越来越普遍，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没有父亲的男青年。美国监狱里85%的男性囚犯都是没有父亲的。由此可以证明，《黑人家庭:国民行为调查》所引起的恐惧完全是有理由的。

　　但是，莫伊尼汉也有点儿太乐观了。在谴责美国奴隶制度的不人道时，他把它与巴西的奴隶制度相比较，说拉丁美洲对这一传统更为宽容。

　　在巴西，父亲变得越来越稀少所引起的问题是很明显的，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很难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在大都会圣保罗( San Paulo)地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没有父亲的黑人家庭，情形与北美洲的贫民窟很相似。父亲的缺失使这些家庭陷入恶性循环，势必影响下一代。在同样贫困的黑人家庭，与父亲一起生活的孩子更可能去上学，而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则不得不去做工。

　　在某种程度上，巴西的东北部可以说直接从殖民地进入了当代的贫民窟，而从来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在更贫穷的累西腓( Recife)地区，最常见的家庭形式可以称为“母权家庭”。“母权家庭”指家庭中的父亲不一定不在，但是他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家庭，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很坚固，而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要脆弱得多；大家庭都是母亲的家庭；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女人做出的，等等。

　　在累西腓的母权家庭里，父亲的出现是间歇性的。有时他在家里，有时他又消失了。一旦他在家的时候，他也是被动的。房子属于女人，包括它的设计都反映了主人的生活方式。男人的生活—不管多大年纪，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问题——都发生在外面的世界，一群人游手好闲，或者寻求性刺激。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男人，尤其是接下来的一代人，逐渐丧失了对房子和女人的控制权:“戴绿帽子”是最典型的侮辱。他们被拉回到了史前时代，从父亲的地位退化为简单的男性。最后，家庭经济情况更稳定后，也许当孩子们已经参加工作，能赚钱了，妻子就把他们彻底扫地出门，就像蜜蜂对付雄蜂、寄生蜂那样。

　　在这里，边缘化与父亲的缺席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有人认为，父亲的缺席是由贫穷引起的。然而，即便贫困被消除了，父亲还是没有回家。相反，他在家里也没用，他被彻底地排除在外了。父亲不回家是因为父亲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没有父亲，只有一堆男人。即使这种情形发生在巴西边远落后的地区，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例子。在现代社再也没有其他例子能如此清楚地揭示动物基础的不稳定性。男性悲剧性地被取代了。

　　尤利西斯的家人盼他回家盼了十年，他真的回来了，而且还赶走了寄生的求婚者。但是，如果父亲几百年以后才回来，珀涅罗珀也会和忒勒马科斯一起赶走那些寄生虫。

　　所以，我们知道家庭的贫困与父亲的缺席之间常常有普遍的联系。现在，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北美洲与拉丁美洲的情况。在北美洲，受冲击的主要是居住在市区的贫困黑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5%~6%。直到最近，美国大多数的人还是不清楚。新教的传统如此重视父亲的形象，使这一形象成为似乎难以征服的象征。

　　在拉丁美洲，社会边缘化与父亲的缺席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特征，显得更具悲剧性，范围更广泛。下层社会的人占总人口的大部分，而且没有与中层阶级截然分离，而中产阶级也发现他们很难达到富裕国家的那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父亲缺席不一定是因为他离婚了，他的缺席可能早在孩子出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贫困与父亲的缺席之间的悲剧性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只是源于奴隶制度，也不只限于黑人。

　　仅在墨西哥就有280万个家庭是由女人负责的，这相当于总人口的17.1%。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由女人负责的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那些由男人负责的家庭的收入的三分之一。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的母权社会也是由于天主教教会的长期影响造成的，天主教会从来不重视父亲的形象，远不如新教和犹太教那样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分量。显然，罗马的天主教会从来没有否认过父亲的价值，但是它从来没有尝试过要使父亲成为孩子的偶像。而这个困难的教育过程正好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如果我们认同米德的观点，认为父亲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文化体制的话。如果一个社会要有父亲，就必须支持父亲，比支持母亲更有力地支持父亲的存续。

　　父亲的形象也可以用于比较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差异。两个地方的差距不仅源于政治、宗教、文化和环境差异，而且也源于它们赋予父亲的不同角色。不是技术，不是自然资源，也不是资本积累的程度，更不是任何其他文化现象单独造成了两个次大陆的差距。格兰德河( Rio grande位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也是父亲身份的疆界。没有坚强的父亲支持的中产阶级，迄今也没有哪个国家或种族完全进入了现代社会。能轻易地融入美国社会并能出人头地的拉丁美洲人，都是那些有坚强的父亲形象和坚实的家庭结构的人。

　　在此，我们碰到了大陆划分中很少涉及的一个问题，以及改变格兰德河边境的文化难题。顺利进入美国社会的美洲南部和中部家庭都是那些有目标的家庭:有坚强的父亲形象，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而且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父亲。那些只知酗酒的、追求性刺激的雄性父亲都留在了自己的国家。因此，我们发现了一种经济现象在文化层面的无意识重复，这种经济现象早已受到强烈的批评:富国以较低的成本从穷国买进最好的资源，而留下一些次品给这些穷国。

　　除了南北美洲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美国黑人和土著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父亲缺失问题，这是由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移民的压力造成的。拥有父亲形象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但是，社会的中层和上层阶级都是欧洲人，黑人和土著人不需要父亲；事实上，他们缺乏父亲在很多方面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甚至在欧洲移民到达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前几个世纪里，他们就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垄断父权家庭体制，以便巩固他们对另外两个主要人种的统治。保存男人，尤其是黑人男性是为了让他们工作；而保留女人，尤其是土著女人，则不仅因为她们能工作，而且还能提供性服务。

　　在很长时间里，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美洲土著女性进行的性剥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最初的欧洲移民男女比例失调，几乎全是男人。在16世纪的秘鲁，西班牙人中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7~8:1。虽然受尽了折磨与屈辱，土著女性最后还是成了白人男性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们为男人准备吃的，甚至为男人生孩子。由于黑人女性与土著女性或多或少愿意做白人男性的情妇，殖民者给予她们的权力似乎要大于黑人男性和土著男性。黑人男性与土著男性已经无意识地将这种阉割状态内化了几个世纪，他们已经失去了作决定、承担责任的自我意象；不会教育孩子成人之道，也不会做父亲。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下层社会中至今仍然存在的大男子主义与强烈的嫉妒心理直接源于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就连女人都被欧洲人征服了。

　　在殖民化与边缘生活中，被征服者的地位处于人类与动物之间，这种极端的情形标志着人类向动物社会的倒退。规定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的一夫一妻制度被破坏了。像灵长类动物一样，一群实力强大的男人尽情地占有女人，而那些势力稍弱的男人只好在剩下的女人中寻求满足。

　　家长制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呈现一种很奇怪的结构。处于顶层的是欧洲男人，然后是欧洲女人。但是，如果她们人数不够，黑人女性和土著女性就会紧随其后。黑人男性和土著男性处于社会最底层，与女人不能成为母亲相比，他们更加难以成为父亲。出于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悲哀地出于动物学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倒退到动物社会的形式总是伴随着父权制度的倒退。

　　拉丁美洲经历了殖民化初始阶段之后，欧洲的男人和女人的数量逐渐均衡。统计表明，出于法律的原因，对黑人女性和土著女性的暴行有所收敛。但是，她们总是不能与本族的男人重建真正的家庭，因为那些男人已经停止学习如何做父亲了。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这个古老的邪恶依然存在；母权家庭的出现既是持续存在的象征，也是一种尝试—尝试将这一邪恶，连同父亲一起消除。

　　这些简单的因素已经勾勒出了现代社会日渐稀缺的父亲形象。

　　逐个国家的调査只能表明一个世界范围性现象的地区差异。特伦巴赫( Tellenbach)关于父亲的会议在德国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他还注意到在社会的贫富两个极端，父亲消失的比例要比正常的高得多；这是他从来自贫穷环境下的精神分裂者，以及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学生领袖们身上发现的规律。这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美国社会的贫富两个阶级中父亲的缺失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要说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存在相似性显然是武断的。这里也一样。在下层社会，我们更容易发现父亲完全缺失，他们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少年犯或精神病患者。而在上层或中上层社会，孩子们只是适应不良，父亲不在家只是因为生意忙或与离婚有关的一些情况造成的。后一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地危及将来，即离婚，它会从一代向下一代传递。

　　体力劳动者从工业革命初期就体会到了父亲不在家的感觉，他们的生活状况倒是因为有了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而有所改善。但条件得到更大改善的父亲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他们更轻易地决定离婚。一个父亲有文化、经济状况良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维护他们与孩子的联系呢？过去父亲拥有一个工厂或一块土地。他可以从附近的家里监管他的产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今天的他—可能是执行总裁(CEO)，可能是企业家，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可能是一个银行家——生活复杂得多。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日常工作安排。作息时间无规律，生意应酬占用了他的业余时闰。他经常要出差，而且通常没有计划，也不可预料。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与孩子的交流也有问题，因为他的家庭属于上层社会，是变化发生得最快的阶层。他不能教孩子们做自己从事的工作，因为他从事的职业种类几年一变，甚至一年一变。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引|导孩子进入哪个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甚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房子买了又卖；他不能教给孩子任何价值或规则，因为这些东西也会随着其他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都是促使父亲消失的动力之源。据统计，在西方社会一些主要城市，将近一半孩子的家庭是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在父母离异的情况下，孩子几乎都跟母亲过。

　　现在，始于上层和下层社会里父亲消失的现象正逐步移向中间阶层。不过，它是由于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而开始的:中层社会从来没想过模仿比他们低等的社会阶级。大都市里被边缘化的那一部分人——即依然保留着19世纪“不健康的父亲”形象的那部分人一一很大程度上卷入了一种自主的行动模式，型塑他们生活的动力并不会“传染”给其他社会群体，他们的数量不大可能超过某一程度。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是令人安心的负面典型，在很多城市他们的数量都在下降。中层社会父亲的缺失主要是由上层社会提供的所谓“自由”样板造成的。

　　总体来说，父亲缺失的发展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到第三世界；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然后到乡村；最后，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这并不是没有引起过警觉，但是这又让我们想到动物社会的情形:经常是在某个物种濒临绝境、无法挽回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严重性。

　　这是一个真实的比喻。正如我们所介绍的，心理学的历史起源相当古老。我们已经看到父亲的衰落开始于几个世纪前，事实上是一千年前。然而，大多数父亲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从衰落走向崩溃。似乎没有必要去研究一座大厦倒塌的原因，但是，一座大厦的倒塌并不意味着历史—导致大厦倒塌的历史——的崩溃，也不能消除大厦本身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不是为了改变历史进程，而是想把历史的记忆传给我们的孩子。事实上，训练他们，让他们记住这些，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真正的父亲的理想形象。父亲的凝视既传递了记忆也传递了凝视本身。父亲的凝视超越了瞬间，在时间中创造存在。在朝向未来时，它构思着计划；在朝向过去时，它阐明已经发生过的世事的意义及领悟它的方法。记忆与过去有关，而计划是属于未来的。

　　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容乐观。父亲的缺失与不健全的父亲等现象是伴随着无产阶级的贫困以及工业革命的开始而爆发出来的。但是，现在工人阶级已经走出了贫困，父亲还是不回家，仍未恢复曾有的高贵身份。

　　接下来，伴随着20世纪的残酷的战争，父亲与孩子之间的距离更大了。

　　和平来临的时候，父亲也没有随之一起回来。即使他并没有在战争中死亡。尤利西斯已经筋疲力尽，在回家的途中死亡了。世界大战犯下的罪行远不止扼杀了数百万孩子的父亲。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退伍军人活生生地从他们的孩子身边夺走的战争:他们虽然回来了，但是再也不能恢复他们的父亲身份了。最后，对家庭而言，没有什么不同。父亲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回家的时刻。

　　（作者：鲁格肇嘉 | 节选自《父性》）

心理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