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疗法之前行端转移（上）_唐山市心理咨询_唐山心理咨询师_唐山心理医生_催眠治疗师

精神分析疗法之前行端转移（上）

责任编辑:tspsy-沙朵发布于2017-07-06 12:15 浏览次

　　心理导读：在一个儿童的分析中，对治疗过程更详尽的观察说明了，对预料中的自体-自体客体经验来说，他能让有效的发展需要（像这样勉强地可识别）再次复活。在试图揭示孩子的病理性自恋的无意识基础的许多受挫折的几个月后，分析家对“意料中的控制自身、世界以及他同时（未识别的）自体客体功能（镜映、理性化和孪生关系）缺少足够的控制”这方面的理解，开始同孩子的正当需要组合在一起。 ---www.tspsy.com

精神分析疗法之前行端转移

　　这篇论文发展了“前沿”的转移的观点，这在科胡特对朱尔·米勒的督导中被提及。(see Miller, 1985) 在对申请者的演讲中(see Tolpin and Tolpin, 1996)，科胡特发展了他的自体客体转移的理论，此外，他还偶尔提及了病人被忽视的“向前的运动”（“forward moves”），“向前的运动”重新活化了孩子和青少年自体的健康努力和需要。我暂时使用这个术语：前行端的童年期努力和转移，“前沿”这个词因为在广告中的频繁使用，而变得不再那么有用。我也认为，将“成长边缘”或者“成长边缘”的发展的转移再活化的描述，有点类似在骨头间的闭合处停止进一步生长之前，骨骺所行使（长骨的成长中心）的正常功能。在我的头脑中，可能还有其他更确切的词语。我的印象是，对于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我所提议的向前成长或发展的转移理论都是有效的，它不仅仅适用于这篇文章所提及的自体的理论。例如，雷克(Racker，1968, p. 150-154)描述的“全转移”（total transference），就包含了一直被忽视的预期因素。

　　1、前行端和后滞缘的转移:一个扩大的解释框架

　　这篇论文的题目通常让精神分析家们诧异。一个和善的同事这样说：“你无法对常态发展来做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关于变态发展和精神病理学的。”我对这个反对意见的回应是：对，这恰恰就是问题：精神分析治疗和实践的理论（不考虑它们的重要差异和最近调查结果的影响）将最大的重心放在变态发展和精神病理学上了。具体来说，我指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由适合当作“致病情节”（pathogenic complex，Freud, 1912, p. 104)和“新（假）病” (new [arti.cial] illness ，Freud, 1914, p. 154)的转移的观点所创。（这是在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与转移中重复的，构成童年期病理学核心变化的观点有关。见库珀（Cooper），1987）

　　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两面性。首先，“新病”的转移观点，是引入临床盲点的理论来源，这个临床上的盲点阻止了我们分析和识别“前行端”转移——在无意识深处，转移仍在童年期健康地发展，尽管它仍然采用一种脆弱的“卷须”（tendrils）的形式，这个“卷须”是“挫败的”、“成长受到障碍的”、“被压碎的”。其次，它无意间对治疗行动设置了医源性的限制，因为我们不支持奋斗的、健康“卷须”，从而促进它的出现和成长。相反，事实上我们通过指定什么是“治疗同盟”的健康发展，通过指定什么是与“新客体”的积极关系，来掩盖“卷须”。结果，健康的“卷须”并没有深度地充分活化，也就无法接近至关重要的修通过程。这是个逐步的、一次又一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体的健康方面扩张、统合、转变、稳定从而进入精神现实的基础。

　　再次重复我的主要观点：与此同时，理论引入的盲点限制了我们对病人（和我们）的精神现实的临床视野，因为，首先，这些盲点让我们对儿童核心病理学及它的衍生物的转移重演抱有期望，其次，这些盲点隐藏了真正转移（bona .de transferences）的微妙暗示，这些真正转移源自儿童期健康的动机、努力、期望和希望搞明白从分析家“前行端转移”中知晓需要什么的力量和动力。（对此的讨论，涉及在病因学影响因素中，包含希望的早期努力。）

　　在这里，强调“保持健康的需要和期望的脆弱“卷须”，在表面看来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我的临床例子显示，我们不得不要做好寻找“卷须”的准备，以求能发现他们，能从通常缠住我们的滞后端病理学（trailing edge pathology）中挑拣出他们。例如，前行端努力的“卷须”必须从病理性融合、理想化、夸大、自恋性津贴（narcissistic entitlement，穆雷（Murray），1964）暴怒、嫉妒、贬低以及更进一步的中介防御（intermediate defenses）、保护病人已建立起来的自体的妥协形成、抑制、限制及更进一步的妥协正常发展中清理出来。

　　正如毕布林（Bibring，1937）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965）所注意到的，当需要看到、解释和培育健康倾向的联合分析经由分析家和病人共同完成时，我们很可能实现了这些倾向，使“全面发展的驱动力” （“urge to complete development”）复活，重拾“发展势头”（developmental momentum）。换言之，这些作者举出的模糊的“治愈因素”（“curative factors”），如今可被分析式的以 “重新开启和复兴预期中发展过程的前行端转移”的临床理论为基础。

　　在转向那些“健康的卷须在他们潜在转移中被忽略”的临床例子之前，我想要简明地提起相互有影响的历史潮流，在这历史潮流中，推迟发现“可分析的健康性转移”，无法磨灭地构造了精神分析实践和对病理性重复强调的理论和技术，不断地干预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恢复和加强正常自体发展”的精神分析。

　　可分析的健康性转移的发现推迟了：作为新的疾病，积极联盟的划分和自转移而来的新客体关系

　　精神分析源自对疾病的研究——弗洛伊德最早发现了在童年期的深层转移，于此同时，作为一名医生，他正研究和尝试治疗病人的病症。恰好在童年期儿童发展的疾病模型上，在对转移的分析性理解的基础上，最初的潮流还在持续着，在当时，弗洛伊德和其他的精神分析先驱们所治疗的病人病症，对成功的分析性治疗提出了挑战。他们将缺乏成功归因于他们病人的“自恋性阻抗”；诸如精神“惰性”（“inertia”）和“力比多的粘附性”（“adhesiveness of the libido”）这样的“基石”（“bedrock”）因素；无意识超我的阻抗和“治疗性负面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导致自我赤字和扭曲的构成因素；早期原始的客体关系、古老的防御和分裂。

　　“病理形态”（“pathomorphic”）理论的阶段导致第二个历史潮流，这个潮流今天仍在许多领域中占据主导位置，换句话说，从无异议的正转移（positive transference）而来的恰当的转移的分类（童年期疾病的新版本）(Freud, 1915)，

　　自我的治疗性分裂(Sterba, 1934)，积极认同/与理想化的分析家的积极关系【（Zetzel，1956）Stone (1961, 1981), Greenson (1965), Greenson and Wexler (1969), Gutheil and Havens (1979), Renik (1995, 1996, 1998, 1999), Meissner (1996), Shane, Shane and Gales (1997), Hausner (2000), and Novick and Novick (2000).】在这点上，我们也能看到巴克沃（Bacal）的“恰到好处的回应”（optimal responsiveness），早期活跃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费伦齐（Ferenczi，1920)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9）则敏锐地提出了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的概念。

　　尽管有诸多不同，这些作者将与分析家的“真实关系”（“real relationship”）进行了不同的概念化，如“真实的人”，“同盟”，“治疗伙伴”，或者是“工作伙伴”——也就是说，“新的（非转移的）客体”，与这个新客体一起，一个发展-养育，发展-纠正的经验才得以发生。在我看来，对“联盟”，“真实关系”和“新的客体”的概念化的历史潮流，是在过渡期的有建设性的努力，它填补了过度强调转移为“童年期病理”所填补的分析性空白。斯通（Stone，1961）在分析情境下描述这个“心理空白”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分析的情境通常是“开始的时候严重的阻碍，随后分析过程债务延续很多产。” (p. 116)我的观点是，通过对“联盟”，“真实关系”和“真爱的鼓励”来填补空白，这同样干扰了整个治疗过程，要知道治疗的过程依赖于对健康鼓励的转移上。

　　上面的主要理论倾向汇聚在临床实践上。他们彼此加强，一方面不断强调病理学发展的滞后端重复，同时绕过健康的转移的深层鼓舞。这个论题需要大量的讨论，包括作为阻抗的对健康的怀疑态度。（举个例子，见布伦纳（Brenner，1979）和施泰因（Stein，1981）[p. 871]的“严肃关切”（serious concern）的概念，分析的趋势是发现病人的主动或健康的态度，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隐藏的阻抗）在离开这些历史潮流之前，我想要强调的做分析的理论和技术的最后一点是：直到同更彻底、更扩展的分析过程相关，转移的前行端分析与滞后端的病理学的复活相比，起码是同等重要的。

　　2、不可见的前行端“卷须”的临床例子

　　现在我想要转向精神分析文献中出版的，被忽视的三个临床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如果努力或者卷须被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识别的话，健康性努力可以被充分发展的转移所鼓舞。两个成年病人的治疗小插曲显示，健康的卷须容易同俄狄浦斯或者前俄狄浦斯式的病理相混淆，对病理的强调阻碍了卷须的成长和稳定的前行端转移的发展。

　　在一个儿童的分析中，对治疗过程更详尽的观察说明了，对预料中的自体—自体客体经验来说，他能让有效的发展需要（像这样勉强地可识别）再次复活。在试图揭示孩子的病理性自恋的无意识基础的许多受挫折的几个月后，分析家对“意料中的控制自身、世界以及他同时（未识别的）自体客体功能（镜映、理性化和孪生关系）缺少足够的控制”这方面的理解，开始同孩子的正当需要组合在一起。随着与日俱增的相互关系和病人和分析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未见的自体客体转移扎根并无声地在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尽管它并没被识别、解释和重构，但前行端转移却被灌输在治疗过程中。同时转移的经验松开了孩子在他的自体组织上的滞后端的转移病理的紧抓，使受挫的、发育不良的前行端发展恢复生气。这些过程相互交叉在一起，让已经越轨的发展回到先前的轨迹中来。

　　3、未被注意的前行端转移：将健康所在的位置看作是病理的

　　在与海因兹·科胡特的咨询的一个重要故事中，朱尔·米勒(1985)描绘了科胡特与自体客体转移的工作和如何分析。米勒描绘了一个科胡特的病人，这个病人受到空洞的抑郁、躁动不安、焦虑、对自身的极大不确定感以及暧昧的同性幻想和情感的困扰。科胡特指出，当病人与他仰慕尊敬的分析家建立联系时，病人需要感觉自己更强大并有一定的掌控感。当分析家离开或者没能理解他时，这个加强的连接就瓦解了。那时病人会感到很饥渴，就好似他想要吃掉分析家的椅子或者墙上的图画；他感觉自己筋疲力尽，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感觉自己像是外太空中永久失联的、独自飘荡的宇航员。在这些情况下，病人去色情商店里，寻找被铆定和自己还活着的感觉，这是在转移发生的时候所体验到的感觉。换言之，被忽视的理想化转移的崩解的那些时刻，滞后端的转移（抑郁、焦虑和自我怀疑）以及中间的（防御）序列，（例如，通过吞食食物和沉溺色情来克服自己的疲乏感），从而来到一个心理的重要位置上。

　　分析时刻说明了科胡特对主要的理想化转移的滞后端“卷须”的主要认同基础，由于含蓄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病理起源的原因，分析家无法看到这理想化转移的滞后端。时间提供了对自体-自体客体经验微观一瞥：分析家误解了病人的热情，无意间将他的打击沉淀下来（发展的滞后端）；与此同时，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干扰了把分析家看作是“理想化父亲形象”的使用，病人通过“理想化的双亲形象”（ “idealized parent imago”）来努力实现他的发展目标——从他的气馁和抑郁去恢复，保持他复活的热情，吸收（内化）不断增加的自身重要性和有效性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感觉到不断加强的理想化连接，并让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到达某个时刻的病人，急切想要告诉米勒，他刚刚听到的一个米勒喜欢的演员的轶事。米勒并没有对病人的兴奋和热情报以回应。对科胡特来说，热情和渴望是病人对自己的期望和希望更加鲜活的自体经验的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分析家应该应当重视这些分析家喜欢的仰慕经验的分享的这些信息及信息传递者。与之相反，他的渴望被解释为相对于父亲-分析家无意识重复和竞争性冲动的表征（在自我心理学中的训练，米勒认为病人试图要胜过他，可以说是，他好像在说：“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

　　起初，“好”病人与全知的分析家结盟，（斯通，1961，开始讨论全知分析家的限制）依从分析家的解释。然而，和分析家的意见一致，它听起来有点僵硬和呆板，也就是说，是的，与分析家一较高下的观点有些道理。对科胡特而言，病人不自然的赞同是一个情感信号，恰在这时，是他最充满热情那个时刻的信号（而不是焦虑和抑郁），他最易受到来自不准确的解释的打击。病人的不自然的赞同，是病人想要配合的愿望/需要，并与分析家维持被需要的关系——尽管他受了伤，加入了与分析家一起的治疗联盟，伤痛变得不被注意、无法修复，但他通过分析家的眼睛（观察自我和治疗联盟）来看待自己，他仍然感觉自己有缺陷1。

　　然而，幸运的是，病人发展的前行端仍在继续，对健康的自体-主张的“卷须”和期望，将是分析家想要在他的受伤处要关注的。在他的抱怨之后，“竞争很有说服力，”病人同时说到，“你所说的肯定，戳破了我的气球。”换言之，最初始终存在一个仍然健康的独立和自信的“卷须”，它与那个打击他的“入侵者”（“aggressor”）的病理性认同缠绕在一起。就如同恰当期望和希望感到增强时，一个健康的孩子对气馁的保护，病人转向分析家并使用了一个有力的隐喻（被戳破的气球）来表达它的气馁感。如同一个希望他的伤能被理解而逐渐变好的健康的孩子一样，病人仍能足够地信任分析家，从而在分析家面前坦露伤口，期待和希望他的伤能被有效理解和治愈。这个例子显示，理解的失败仍然是可分析的，推进自尊，前行端转移得以建立的真实可能性的识别之路——当被看到和解释时，逐渐帮助到长期的气馁、无确定感的成人加入到这个体验中，这个体验支持病人获得发展的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科胡特并没有摒弃这个观点：对病人来说，竞争性很有力量。然而，在分析过程的这“一点”上，致病的竞争性愿望是次要的，不是病人主要发展端的一部分。不如说，在理想化转移的“卷须”关系中，科胡特说道，病人就如同一个骄傲的、兴奋的男孩，跑过来告诉他仰慕的父亲趣闻，一个期望得到欣赏和仰慕的男孩——这体验（不断的被重复），最终加强了自尊、自我确定性和自我坚定。解释就是一味“镇静剂”（downer），就如同病理性重复或者回绝要加入父亲行列、想要被喜欢的正当需要，这导致了对他自身价值的儿童期的不断持续的焦虑感。在这种情况下，对滞后端的分析性强调（病理性敌对和竞争），掩盖了前行端转移——像这类让人开心的病人的健康期望和镜映性认可，能从根本上加强维持和重建的自身能力，甚至能直面不可避免的伤害和气馁。

　　4、喜好窥阴的症状和建设性向前运动的挫败

　　冈特里普 (1961)描述了分析中一类失败的尝试：病人先是来寻求治疗，然后离开。对这个过程的回溯性的再评估，冈特里普意识到，婴儿愿望的指导理论，针对的是“错失真正的点”（内在）的古老客体。在他的语境中，真正的点，就是父母试图让“建设性的向前运动”仍保持“卷须”的状态。在前行端转移的术语中，“真正的点”是在成人明显的病理症状中，识别出可动员的自体客体转移的被压碎的“卷须”——一个表示努力预先阻止聚合自体进一步崩解的症状，而不是在正常力比多安全下的退行症状。冈特里普的例子也是这样的。

　　一个害羞的、精神分裂的白领，四十多岁，来做分析的目的是因为一个令人尴尬的症状，——“他强烈的关注乳房，以致于他感觉自己被迫注视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女人。”同时还有另外他不愿意承认的“婴孩式情感”（未指明） (p. 34)。病人告诉冈特里普，他对于乳房的关注，可能与他冷漠的和不回应的妻子有关，他妻子与他的母亲非常像。他经常把他母亲想作是“颈部严密的封了口”（“buttoned up tight to the neck.”）冈特里普将病人的症状、苦恼和尴尬归于一个退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复活了口腔的愿望，为了在乳房那里获得的安全感(pp. 49, 50)。在解释这个效果中（未指明），病人对乳房的关注并平息了下来。冈特里普把病人强迫性观看女人的乳房的症状消失看作是分析过程的一个迹象。不久，“看”被“幻想的洪水”（spate of fantasies）所取代，它是如此的强迫性和令人神魂颠倒的，以致于他们干扰了病人的工作。

　　取代窥阴癖的幻想是在同一个主题下的变奏。在那些幻想中，病人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海滨，自己搭建了牢固的房屋，将自己与外部的世界隔离了起来。这一连串的幻想来到一个冈特里普当时并不理解的高潮中：病人自己建造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堡，在城堡的顶端（在他的理论影响下），被描述为一个乳房形状的山头，围绕在它周围建了无法逾越的防御的墙。“有关当局围绕着它建营，试图对城堡发动猛攻，但却始终无法攻破城堡”。(p. 50)，有时他出现在监查外部世界的伪装中，但是没有人联系到他。“最终（冈特里普写到），他看见我出现在山边上，向我投掷了巨石，将我击败。一两个星期之后，病人突然中断了分析，用他妻子的疾病作为借口。(p. 50)”在最终破裂的这点上，冈特里普认为，病人的退行的愿望走得更远了——从想要“成为吃奶的”，到现在想要“在子宫中的安全”。接着冈特里普重新思考了他的观点。

　　冈特里普迟来的理解很深刻：他把愿望的不完全理论看作是回到更早的口腔期、回到肛门期、或者回到“色情性愉悦”（erotic happiness）的乱伦模式。涉及观看乳房的“口欲形态”（orality）并不是一个愿望；它表达的是病人想要“保持在出生状态”（stay born）的努力，是主动与“分离的自我停留在客体关系”（“stay in object-relationships”）的抗争(p. 50)，从而得以继续生活下去。简言之，冈特里普意识到，症状反映的是病人心理障碍的“现实点”（real point）和他对分析家的转向：他试图，同他的部分人格，“做一个有建设性的先前运动”（p. 5），从而使自己（他剩下的自体）免于受到不存在感（nonexistence）的威胁。冈特里普用自体心理学的方式批评了自己，并意识到自己没能看到病人在迫切地寻找着自体-自体客体的连接，病人剩下的自体仍试图要保持联结，试图从威胁虚弱自体的压倒性分裂中将自身拯救出来。

　　5、案例评论

　　从重建失败的自体的角度来看，病人主动转向了冈特里普，并在寻找自体客体功能——“心理奶水”（“psychological milk”）——他需要加强濒临危险的自体。需要增强凝聚的自体-自体客体连接的需要被性化了，并采取了强迫式的窥阴症状的形式来重新获得聚合感。也就是说，吸收恢复聚合的物质需要是性化的（需要和满足被符号性的表征为“好的乳房”）；症状既是无意识的紧急防御措施，也是前行端的线索——试图继续保持联结，作为自体得以延续。

　　起初病人遵从了分析家对他退行愿望和压抑症状的解释。随之而来的幻想显示，他感到因为他“孩子般需要”而受到指责，并把解释体验为他不得不保护自己的进一步攻击。他撤回并开始通过一些精神装置来加强自身——变得强大和不脆弱的需要的幻想。然后，他完全从无意的分析攻击中撤回。这样，未见的寻求的帮助和坚持他存在的驱力的“卷须”，就无法被固定下来了。

　　这个简介对所有的治疗师来说，都强调了一个重要议题，即不论是精神分析还是心理治疗，不论是密集的长程的，还是短程的简明的，很重要的是理解保持健康和复活的自体客体需要的功能，不论他需要的表达是如何的碎片化和性欲化。当我们学会观察自体破碎的结果，理解把对乳房/自体客体的转向看作是健康的一个片段，对生活依恋的一个片段，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解释。于是，被中断的成熟驱力……将开始自发的重新评估自身，就如同以前行端自体客体转移为形式来再次活化的那样(Kohut, 1984, p. 78)，这其中的自体客体转移是通过解释和起源的重建来得到加强的。

　　6、通过自体心理学透镜来观察明显的障碍

　　在马特只有8岁的时候，他就在学校的强烈建议下被送来做分析。(Egan and Kernberg, 1984)（分析频次为一周一次，持续了一年的心理治疗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善。）从正常的自体发展的立场出发来看：（1）马特遭遇了性格和症状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标志着他已经根深蒂固的病理性夸大自体的形式（不考虑理论起源，没有人能把这些自恋的正常发展，混淆成自体的正常发展，或者我宁愿这样说）；（2）夸大自体不仅仅是对无助和不充分的情感防御——更主要的“结构性赤字”的确定信号——在预期中，幼稚的儿童期夸大自体没能转变成可靠的自豪和自尊；（3）治疗的主要心理任务是，培养让正常发展重新开始，来填补赤字的治疗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对依然-健康的理想化和镜映需要的分析性观察和回应的联系上，这在他与分析家的首次会谈中就表现了出来。

　　7、病理性夸大作为结构性赤字的信号

　　马特的智力很出众，但学业成绩却平平。他没有朋友，事实上，“学校的每个人都讨厌他。” (Egan and Kernberg, 1984, p. 42)他将自己的老师看作是他的一个同事，他欺负同学，和同学们相比完全不合拍。因为做任何身体的活动他都会感到尴尬、焦虑和羞愧，因此马特不能参加任何与8岁儿童年龄的同学的游戏活动中。他不能骑自行车，游泳，溜冰，甚至连投球都不行。与同学和他5岁的弟弟一起，他是那么的专横跋扈、自大和脾气暴躁。他把他们当作是奴隶或者物品来驱使，周围的朋友和弟弟要不躲着它，要不成他的替罪羔羊。马特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他在幼儿园和夏令营中就和别的孩子之间有问题，他无法获得同相的能力。似乎对身体的极端的自我意识，在他的身体笨拙和限制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例如，他无法参加游泳课，因为他无法在其他的夏令营男孩身前，脱下衣服穿上泳衣。

　　8、期望中的的镜映和理想化的失败，夸大自体中的赤字

　　马特的父亲，一个颇有地位的出版社工作人员，是家庭中的隐身人。他服从他能言善辩的妻子，让她同孩子讲话。父母两个人都同意“马特是一个杰出的孩子”，都主动地鼓励他的智力活动，对他的身体活动却持有不鼓励的态度。这导致他从智力早熟中获得了更多的享乐，事实上，他们是那么的重视马特以致于他们不得不克服要第二个孩子的不情愿，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兄弟姐妹能与他相比和竞争。似乎父母都不担心孩子的身体笨拙和限制、缺少朋友和他的孤立。

　　依照分析家所说，马特的母亲，是一个极度控制、侵入的和苛责的母亲，一方面，对孩子却很溺爱、过度亲密的培养，以及鼓励他对他人的自大态度。对孩子身体-精神-自体的控制的期望是那样的不协调，在这点上，她是一无所知，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和她主导和控制的暴风骤雨般的战斗常常忽略不见。例如，对孩子的控制和要求是必要和正确的，她抱怨到马特总是腰带系的太紧，这让她很生气和很有挫败感。母亲无法认识到她破坏了孩子的自立，及父亲无法提供替代性镜映，与替代性镜映共振的儿童的逐渐增长的独立精神，被父母双亲的无能所破坏，无法识别他对于他兄弟和同学联系的非强制形式。这仅仅是在儿童的自体客体环境中，严重和不间断的缺陷和错误的显而易见的标记物，这个自体环境破坏了健康的努力，自体的前行端以及完全正常发展的驱动力。

　　马特的发展历史——他自体的历史——自体客体经验——显示他主要遭受来自对意料中的自体客体回应的挫败的期望和需要。如此一来，他无法建立，维持和重建真正的自豪感，或者同相（in-phase）地对自己和他人的控制感。这缺失导致病理性夸大的捕获和固着，自体客体需要的扭曲，以及真正的共相感觉适宜的感觉的剥夺，从他的身体-精神-自体中，从“他是谁”和“他所能做的事情”中得到真正的“成就快乐”（accomplishment pleasure）。被挫败的镜映需要和缺少自豪感在此并没有阻止他：缺少自尊的稳定来源和缺乏自尊让他感到极其脆弱，他感觉自己很泄气，羞耻和痛苦的暴露。为了让他自身免于这些自体的危险，马特藏起了它的脆弱和羞耻感。（5岁时他拒绝坦露身体，就是他把自己藏起来的一种公开表现。）接下来我们很快会看到，在数月的时间里，他防御性的隐藏他的脆弱，以及自己需要帮助能被别人捕获到。

　　9、发展的前行端能被激活么？

　　尽管他防御性的隐藏脆弱自己的努力，是处于保护的目的，但不论自体的组织是什么样子，像其他的防御性的措施一样，主要会加重关于自尊的心理障碍，其次会导致更严重的脆弱以及更多拒绝和失败的恶性循环。因此，马特是被双重的剥夺了。例如，因为他对他自己和学习游泳的身体感到不适和羞耻感，他被剥夺了从自己身体上能获得的快乐；然后，无法与跟上同辈的步伐，他被剥夺了亲密关系中自体扩展所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被更多地重新丢回了于父母的内在世界。他被捕获在“内精神”的恶性循环中，是他特定的发展赤字的“囚徒”，他愈演愈烈的儿童期镜映需要的“囚徒”，过去常常挽救他唯一的自体的防御性措施的“囚徒”。

　　提问的最重要的诊断问题，是不论孩子或者成人病人是否能与治疗师回应或者建立情感性的连接，治疗师都能理解并恰当回应病人的同相需要。用更理论化的术语来说，孩子能通过治疗师的自体客体功能来相遇，建立前行端转移中任何的发展-再动员（development-remobilizing）么？被用来规避转移危险的转移和防御措施的方式，是重要的指示物，不论前行端的努力和向前的发展动力是否被动员。特别地，马特的问题在于：（1）他的对期待中的镜映、理想化和/或孪生关系经验（这其中的任一都可以被看作是通向自体扩大和重建的道路）的需要和努力仍然完整无损，还可以被动员么？（2）相互关系、索取、弹性、从疾病中恢复的能力以及重新振作和恢复计划是否还有可行的潜力呢？在临床上我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

　　10、自体客体转移的前行端：马特想要不落后的愿望

　　在马特于分析家的首次会面中，他是通过演示他发展的滞后端的一个方面开始的，也就是说，对父母的抱怨的病理性适应：他快速地、尽职尽责地列出了他的坏习惯，例如抠鼻子。用袖子擦拭手指，抠指甲，桌子一团糟，用各类纸张和标志盖住门。（他列出了父母们相对次要的抱怨，学校关心的事情还未确定。）然而，在他的坏习惯的长篇累渎之后，事实上是在说“瞧瞧我有多么的糟糕。”马特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卷须”。分析家在他的个案报告中注意到了这点，但是并没有把它的重要性看作是他自己议事日程中保持健康的自体的一个点，而是看作父母试图通过一个“杰出”的孩子和他的知识能力来治愈他们自身隐藏的缺陷感。

　　最终，构成补偿性的自体客体转移的核心，是马特对分析家、“它曾拥有”和“他曾是谁”的直接强烈兴趣。这就是朝向分析家的假设：马特注意到了分析家桌子上的花，并询问到他这些花是不是真的。这很匆忙（原因将会明显），他并不等待答案。很快他又注意到了分析家的时钟比他的手表快了8分钟。“我希望”，他说到，“我希望我的手表能跟上你的时钟”。分析家注意到马特在表达他的竞争性。(cf. the vignette Miller, 1985, reported)。当他把健康的自体需要放在我们分析思考的核心时，这个愿望可被理解为想要被捕获和维持的强大的隐喻性表达（无意识的），因此精神性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而不是被捕获在在他自己的思想内或者在父母的世界里。这个愿望对他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在初次会谈中，他足足重复了三遍之多。

　　这个未来指向日程表的时间点，在预期中的自体客体环境中，表明了想要动力的重新动员中的前行端。事实上，马特存在自我标榜的混乱。（一方面是他发展的滞后端表达，另一方面是因为落后而强烈的羞耻感的需要保护的防御性措施的表达。）然而，他自己的议程表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搜寻，因为他被生机勃勃的世界禁锢在外，（他问道，“这些花是真的么？”），这包括了受欢迎的愿望/希望，在愿望/希望中，他能与分析家保持一致，从而被捕获。分析家并不欢迎这个“卷须”，因为他并不能同样地理解他们。（我可能会说，我看你真的想你的手表能追上我的表。）回应的不足，使得马特的愿望变成了对分析家模棱两可的开场白——在那个时刻同时是，对理想化的、易接近的父母和他不足的防御性否认的前行端转移的“卷须”：马特问分析家，他是否从事过出版业的工作。分析家会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多数的分析家意图保持分析的匿名性和中立性——“为什么你想要知道呢？”通常，如果涉及到病人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中立的问题了，通常这被解释为“不让进”，一个无意识的断然回绝。

　　“你在出版业么？”可以被黑暗中吹口哨或者在告知父母抱怨之后自吹自擂的努力所激发，我也许会说，这个问题可能意味着“你是一个像现实活着的父亲那样可接近的人么？”不论如何，分析家的“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都在无意间阻碍了前行端——在他的发展最病理的一面的孤独的夸大幻想的点上，马特发声了：他宣称自己是出版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编辑，手下有很多员工为他工作，但是让他们工作对他来说存在着困难。他们辞职了。（也就是说他的同辈们不和他一起玩。）与他的在出版社工作的父亲显而易见的认同，可以看出这并不仅仅是幻想中缺点拒认的“夸大”和连续体，这超越了共相的年龄(A. Freud, 1965)。这个显而易见的认同，有时是我们终究要求我们自身的内在实际能力的前导，在马特的个案中，是他需要强大的父亲的力量和支持的信号；因为缺少这些，他就是幻想中的父亲。如果再用理论术语来表述的话，存在着“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一方面，变弱的、易于羞耻的自体仍然需要真正的镜映、理想化和孪生关系来支撑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除非治疗激活在治疗初期就戳中的前行端的“卷须”被孤立、被隔绝、显然是病理的夸大自体就变得难以接近了。

相关链接：精神分析疗法之前行端转移（下）

　　（作者：Marian Tolpin, M.D | 译者：玄渊 | 来源：心理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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