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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父母心还是医院地府门?

责任编辑:tspsy-思思发布于2012-09-23 17:21 浏览次

　　心理导读：都说中国的医院黑幕多，有些江湖郎中，乱开药方，爱耍手术刀。但是，看看美国吧，每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医治不当导致受伤或一命呜呼。为何病人非得走这独木桥，留恋这地府门？---www.tspsy.com

医者父母心还是医院地府门?

　　我还在学医的时候，本该是创造奇迹、严谨精准的现代医学俨然已经成为危险和欺骗的代名词。当我亲眼目睹自己医治的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在被迫接受没有必要的手术后黯然离世，关键的时刻已消然来临。

　　我曾被指派医治Banks太太，扫描显示她的卵巢癌已经是晚期。尽管病情预断已不容乐观，如果常规治疗的话，得实施大型手术摘除子宫、宫颈、输卵管以及卵巢。我是了解Banks太太的，但是她却告诉我，只想在剩下不多的时日里与家人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我解释说，尽管治好的希望不大，但你这样做也会错失潜在的几率。随后早晨的内部会议上，我试图传达Banks太太放弃切片检查和继续治疗的想法。但是，我脑子一片空白。

　　医生想要做切片检查的愿望如同前行的火车，谁也无法阻挡。经过夸大好处和隐瞒风险，Banks太太最终相信了切片检查是为确诊病情的鬼话。在随后的手术过程中，由于切片穿刺刀意外地剌破了她的一条主脉血管，老太太不得不在医院里再躺六个星期。这期间她遭受了输血、多次CAT扫描和长时间无法进食导致的营养不良。经历地狱般的痛苦后，她在人世间也仅剩下最后三周时间。尽管明知做这样的手术会出现问题，但是在内部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及可预防并发症以及会延长住院时间的有关信息，也没有像其他医疗机构从术后病情恶化中吸取教训进而对手术重新评估。我知道，即使这些医生比全国所有医生的平均水平还要糟糕得多，医院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庸医的治疗效果。实际上，当我向主刀医生解释会有什么后果，而且重述了Banks太太不同意做切片检查，结果他们对我说，有时候病人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要替他们做决定。

　　众多有关对医疗现状的考察研究表明，大概每五种药物、每五种检查和每五种治疗过程中，其中就有一种或许是多余的。其他的医疗机构没有达到治疗目标的事多吗？不是多，是更多。美国医学研究所所长、前哈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Harvey Fineberg博士说，全国医疗经费中，有30%至40%的钱花在了欺骗性、没有必要的治疗上。当医疗机构竭力使病人相信医生能力强、方法多时，在西部荒原的病人就更是这么认为。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加入了全国联合组织（旨在评估术后并发症）的著名医院，术后的并发症竟然比其他医院多四到五倍。即便一些好医院，医疗服务也很糟糕。

　　个别医院的新一代医生曾想出一些公平而简易的方法来评估病人的健康程度。按医院的说法，我们称信息为“敏感数据”——这些数据告诉你，哪些医院的治疗效果比其他医院更差。

　　如果你得到了这类数据，就有助于你寻求最好的医疗效果。但是，你就是无法获取这些数据。准确地说，这是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因为某个医院的治疗效果是不向公众透露的，所以，消费者和支付者都无法确认他们开的药是否有效，是否适合，或者是否安全。这与银行主管无视按揭证券的龉龊行径将酝酿金融危机极为相似，不付责任地乱开药物也将形成一种制度文化，这将导致治疗过度、危险增加和成本失控。

　　每年因医治不当导致患者死亡的人数，相当于每周四架大型客机空难而死的数。（Chris Ryan / OJO Images-Getty Images）

　　政客们争吵着用各种途径为业已崩溃的医疗系统买单。如果真要减少医疗成本，改善医疗效果，我们必须得解决问题：20%的医疗服务是没有必要而且危险。公众应该要求知道有关医院对患者治疗效果的数据。毕竟，我们只有弄清了汽车的安全记录，最终才会决定去买哪辆车。但是，当面临医疗服务的选择时，消费者如同闭眼走路，不知所措。虽然现今的医疗服务是一个自由市场，但是竞争有失公允。许多患者告诉我他们往往“病急乱投医”。医疗服务产业占美国经济的1/6，我们能做得更好。

　　多年前，我最喜爱的一位公共健康教授、哈佛外科医生Lucian Leape博士在一次全国外科医生会议上做过一次主题演讲，他问在座的几千名医生：“知道与你共事的某位内科医生因为太危险而不能胜任工作的请举一下手。”所有人都举了手。简单地做了统计后，我想，那些危险医生中的任何一位可能每年治疗过几百号病人，那么，把所有在场者中每一位所知道的危险医生每年治疗过的病人总数加在一起将是成千上万了。如果全国一百万名医生中有2%（在大多数专家看来2%是低估了）的人果真伤害过、欺骗过病人，那就意味着有2万名这样的医生一直在从事医疗工作。如果按每名这样的医生每年医治500名病人计算，那每年将有一千万人被这样的医生伤害、欺骗。我不太相信这些数据，所以不论何时在会议上发言，我都问过与Lucian Leape博士同样的问题。回答总是一样。

　　密尔沃基一家医院一项新研究发现，29%的心脏回波判读都是错误的。(Chris Gallagher / Getty Images)

　　据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推测，所有住院病人中有25%的人将经历一次可预防的某种医疗事故，每年有10万人将于各种医疗事故。如果医疗事故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将成为美国人死亡的第六大主要原因。我研究伙伴的老爸因为医疗事故死了；我最好的朋友的老妈因为误诊为三期乳腺癌，结果毫无必要地被切除乳房；我爷爷在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后，因可预防的感染而永远离开了我，他死时才60岁。安迪·霍尔过早地死于胆结石治疗不当，死时54岁；《周六夜晚》的原唱Dana Carvey在接受心脏可视搭桥手术时，结果被搭错了血管；歌手Kanye West的母亲最近进了外科手术室，接受常规整形手术后，因罕见的并发症而撒手人擐。

　　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已是医院员工们众所皆知的事。在我2006年负责的一项调查研究中，我问医院员工：“你对你所工作的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满意吗？”有些医院里99%的员工都给予肯定回答，而超过一半的医院里的大多数从医者回答却是否定的。当再次问到他们工作的医院是否优先为病人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时，接受调查的一半以上的医院里的员工都说不满意。

　　换句话说，每一位从医者都知道问题所在，但很少有人讲真话。在某所著名心脏医院工作的一位心血管疾病麻醉师，曾向我讲述他的四个心脏外科医生同事中的其中一位的事情。他的这个同事在进行心脏常规搭桥手术时，一连造成六个病人死亡。在对10例幸存者病人进行手术过程中，其中有5例的手术时间超过正常时间，病人通常要再次被抬上人工心肺搭桥机，直到手术出现良好效果。我问他是否考虑向某人报告这位同事的行为，他笑了，然后问：“向谁报告呢？”医院的主管喜爱这位年轻医生，让他出去走走后就这样不了了事，主管极力在袒护他——他只是调整了假期时间，很乐意地做了主管们不想做的事。在一次同事互评讨论会上，在讨论一例手术并发症的例子时，在座的医生们无视肇事者的马虎行为，纷纷将术后死亡归因于病人自己的病情。我的这位麻醉师朋友在会上亲耳听到这些托辞。作为一名麻醉师，以后每天还得要和这些参会的外科医生共事，所以，他决定闭紧自己的嘴巴。

　　医院有时开除一些讲了真话的医生和护士，以此向那些医疗机构发出严重警告要统一思想。作为一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Kiran Sagar 已经培训了几百名医生如何读心电图，她也是威斯康星州第一批女性心脏病专家中的其中一位，在她主管的医院—— 密尔沃基的奥罗拉·圣路易医疗中心，她开展了一项有关医生判读心脏回波的研究，该研究发现，不同的医生判读的情况也大有不同。这是许多美国医院极为普遍的问题。在一次全国心脏病学会议上，Kiran Sagar陈述了她的研究结果：她说，29%的心脏回波判读都不准确，随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成果发表后，这位65岁的医生就被开除了。（院方解释说，Sagar博士离职“是诸多原因不得不终止医院与她的合同，与她的研究结论无关”）

　　现在，如何收集有关对医院评价信息的革命性方法呈现在我们面前。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电脑不会对我们“撒谎”，它能跟踪再次住院的病人。在以前，从A医院出来后的病人，重新住进B医院会被A医院认为没有术后并发症。现在所有的病人记录都存入数据库，数据库能根据实际情况为每所医院生成一个重新入院的几率。（医院行话称之为“反弹”）

　　同样，基于这个意图——评价一所医院最好的方法就是所在医院员工的服务态度，我和 J. Bryan Sexton博士帮忙开展了一项“安全文化”的研究。我们向护士、医生和其他员工询问以下几个问题：“当你说出了你所担心的安全隐患时，你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吗？”“团队合作改进了适合病人的治疗法吗？”我们调查了60所医院，得出了惊人的结果：1/3的医院里的大都数员工认为团队合作没有效果，医院也告诉我们，效果不好是与感染率和病情恶化有关。即便医生知道采取措施可以带来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由于医院的管理者与普通的医生的距离在不断拉大，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权力采取相应措施。

　　调查中是最有意义的一部分也许是60所医院全都同意采用由我们收集而且公布了的数据；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公布每家医院的名字。查看的信息是要绝对保密，所以，虽然医院保存大量有关服务评价的数据，但是都没有公布。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查，想通过查看医疗状况来了解医疗效果，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数据的——已住院病人的再次住院的百分比是在90以内，根据你的医疗状况，90也是住院的平均时间。同样，如果你正在考虑接受外科手术，而且想知道各类医院的术后并发症几率，你会很快发现这不可能。

　　拿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举个例子。该部门收集的全国职业人员资料库里就有全国医生黑名单。老百姓绝对无法查看。我拿到的名单信息里，医生的姓名都被删除了。只有全国医学委员会或者人力资源部在检查医生的背景时，才能拿到完整的黑名单。讽刺的是，当性侵者潜逃至某个城镇后，有关他们信息的名单将传播到所有社区；但是，那些因为对病人有性侵行为而被吊销执照的医生的名字却在数据库中被屏蔽，除非他们之后又恢复了行医执照，或者他们在另一个州继续行医。

　　解决方法不是没有。如果所有信息——受处罚的医生黑名单、医生的安全性调查、或者医院再次接纳患者的几率——都能向老百姓公开，整个医疗系统将恢复良好形象。这很可能有助于减少对全国患者的伤害，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我们知道以前就是这么做的，以前。

　　上世纪90年代初，健康部门的官员曾听说某些州的心脏医院医疗效果恶化的事后，纽约开始着手改变这种医疗恶化的可怕局面。 Mark Chassin于1992年成为健康委员会委员，他不想辱没自己的权力。相反，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彻底地改革：将心脏手术死亡率公之于众。纽约的心脏医院高死亡率随即下降。医院主管们会见了心脏外科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寻找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的方法。有一家医院，全体员工报告称，某位外科医生不适合做手术，他的手术导致死亡之高超过医院的平均值。医院主管直接命令他停止手术。

　　公布数据后有什么效果呢？是整个纽约的医疗质量和安全得以广泛地、大幅地提升。尽管有人批评说这样做也有明显的漏洞，但是每次公布的前一年的报告显示，纽约的平均死亡率下降了。而且，像18%的死亡率这种极端值也得到了控制。伊利县医疗中心曾经是纽约医疗质量最差的医院，总体死亡率高于伊拉克战场的士兵死亡率。在三年内，该县的医疗死亡率减少了七个百分点，近年来，已经降至1.7%。通过引入透明化机制，纽约心脏医院向公众提供了方法创新、效果明显的医疗服务。这个机制就是：对公众负责。

　　（文/JOELY 唐山心理咨询网 www.tsp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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